1919年10月8日，韶山通往长沙的山道上细雨连绵，26岁的毛泽东裹着半旧呢大衣，脚步一刻不停。三天前，他还在长沙筹印《湘江评论》，一封加急电报却把他从排字间硬生生拉了出来——“母亲病危，速归”。电报落款是二弟毛泽民，短短六个字没有多余修饰，却把他心头最柔软的地方击穿。

赶路的间隙，他不断回想母亲文七妹的模样：清瘦的脸庞，常年劳作磨出的老茧，还有她那句不厌其烦的叮咛，“石三伢子，要记得行善积德”。此刻山风裹着凉意，泥土的腥味与心头的焦躁交织，他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恐惧。

半年前，母亲病情反复时，他曾带她去长沙求医。几个方子下去，老人家精神见好，却执意要回韶山。毛泽东担忧，反复劝留；文七妹只是笑，转身收拾包袱。那一夜，昏黄油灯下母子相对无言，最终他只能应允。谁料一别成诀别。

车马崎岖，抵家已是三更。门前灯笼无风自摇，堂屋里覆盖白布的棺木宛如一块冷铁。毛泽东扑过去，颤声喊“娘——”，却只听回廊檐下风吹竹叶的簌簌声。他膝行至灵前，泪水止不住往下落，喉咙像被钝刀子慢慢划开。

守灵的毛泽民红着眼把兄长扶起，低声道：“大哥，妈妈走前一直念你的小名，还说小妹年纪小，要我们多照看。”一句话未说完，他声音哽咽。毛泽东猛地抓住弟弟手臂，指节发白，泣不成声。山村夜色深沉，兄弟俩的啜泣在空旷堂屋里悠悠回荡。

回殡后三日，毛泽东躲进柴房写下万余言《祭母文》。字里句间既有对母亲生前慈善的追忆，也有对自身抱负的检讨。写罢，他将墨未干透的稿纸摊在堂前，用湘乡方言低声念，一遍又一遍。邻里说那夜柴房灯火通明，直到鸡鸣才熄。

母亲离世让他痛彻骨髓，却也让他更清楚肩头责任。短暂停留后，他回长沙继续办刊、组织学运。父亲毛顺生埋怨他“丧期未满便离家”，他默然。文七妹的棺木刚入土，他就要与旧世界继续缠斗，正如母亲曾嘱托的：去做对百姓有益的事。

光阴推至1959年6月25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66岁的毛泽东重返韶山，脚步比当年沉重，却含着久别重逢的暖意。旧居已按原样修缮，土墙青瓦，人来人往。当他推门见到案上那张母亲照片，眼角瞬间湿润。他伸手抚摸相框，指尖停在母亲眉眼之间，满是怜惜。

随行工作人员提醒行程紧张，他摆摆手，“把这张照片带上。”一行人离开时，细雨又落，照片用油纸包好，小心地放进皮箱。多年后，他在中南海偶尔翻出相框，对秘书谈及儿时故事，轻描淡写，却总在提到母亲时停顿良久。

晚年病重的日子，他几次提出“回趟韶山看看”，医护团队明知路途艰难仍开始筹备。遗憾的是，1976年9月9日凌晨，愿望尚未来得及兑现，心脏已停跳。床头柜上，母亲的黑白照片依旧端坐，静静注视深夜的病房。

文七妹只活了52岁，却在贫瘠年代里撑起一个家，也用朴素行动教会孩子善良与担当。毛泽东此后一生行事宽厚，对战友、对百姓、乃至对素未谋面的革命烈士母亲，都以最大的体恤相待。许多人好奇，他面对风云突变何以始终从容；熟悉他的人知道，这份从容源自母亲给他的底色——慈悲、坚忍，并且永不向苦难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