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弱，怯战，是日本关东军长驱直入的根本】 日本关东军为何敢于以1.9万兵力面对19万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何敢于以8400兵力对约10万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发动“七七”事变？ 答案是：国弱，怯战。 1931年的日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能够生产轻重机枪、坦克、飞机、大炮、航空母舰等先进武器。而中国则是一个彻底的农业国，连普通的螺丝和铁钉都需要进口。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的文稿6次提到“弱国”。 但国弱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民众的畏敌，军队怯战，以及由此衍生的贪生，变节投敌。 金一南教授说，对于汉奸，人们并不认为是耻辱，是“过街老鼠”，反而认为是“识时务，知进退”，这不是集体沉沦又是什么？！ 1937年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说：“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 在这种失败之风笼罩下，日本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成为东北汉奸之父，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土肥原贤二成为华北汉奸之父，三个伪政权头目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竞相互攀比谁投降日本最早，谁对皇军更忠心。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