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从学校教化的角度出发，指出学校须重务实、厚道之风，朝廷亦该如此，进而指出朝廷对待王阳明，却有失厚道;提出尽快为王阳明复爵，朝廷就可取得收拾天下人心的效果了吗？ 其指出朝廷赏罚应根据臣下的功罪，而非其学说:对于王阳明，朝廷先是以其功绩授予册封，而后又怪罪其学说:进而认为朝廷应王阳明的功绩与学说区别对待，而不应混淆，否则实为荒谬。 耿定向、徐渭的意见受到朝廷重视，进一步推进王阳明复爵之事。但由于王阳明功绩事迹已相四十余年。由于复爵之事关系重大，因此，为让王阳明复爵之事合情合理，也为减少复爵中的阻力 杨博主持的吏部便派造都御史前往江西、福建等地重新进行勘察，即吏部要求都御史对王阳明在征讨朱宸濠之乱过程中的表现，平定叛乱后地方社会的舆论 爵萌被削除以后舆论反映，以及是否准其子孙世袭爵禄等问题一一进行核查，并得出结果及时上报。任士凭(1526-1571)则是隆庆初年吏部派遣江西核查阳明事功的都察院御史 他花了数月时间在南昌各府县对经历当年宸濠之乱的儒学师生、坊间耆老以及致仕官更等群体进行调查，最后代表江西地方官员向朝廷奏报调查结果。 任士凭认为阳明平定宸濠之乱，江西地方对其称颂不绝而被削爵以后，士论多称冤枉。王得春时为巡按浙江御史，他亦代表浙江地方官参与核查阳明平乱之事，亦是走访地方，勘察实情。 其在上报朝廷的奏疏中，认为恢复王阳明伯酮及世袭，对于阳明爵禄恢复士是否合宜，就这些官员给朝廷的奏疏而言，他们共同目的即奏请朝廷恢复王阳明爵位。 几人当中，除了耿定向是后学之外，其他三人与王阳明并无关系，但积极为阳明复爵之事奔走，并仗义执言。可见，隆庆初年王阳明复爵之事，可谓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耿定向、徐渭以及前往地方勘察的王士凭、王得春的意见受到重视，更部尚书杨博召集五府九卿商议，议复结果则是充分褒扬阳明的平乱之功，指出阳明破削爵之事是遭人中伤所致 隆庆二年十月十七日，朝廷再次颁布诏令，对阳明爵位及其世袭、学术地位均予以了承认。由此，历经四十余年之后，王阳明的事功、学术再次得到肯定。 王阳明爵位及学说在隆庆初年得以恢复，是革新嘉靖弊政的重要象征，推动心学的影响，成为了明中后期大事。王阳明作为明代少见能在军事、学术有建树之人，其生前就有不少争议 就军功而言，其生平多次平定正德、嘉靖年间各地的匪患，又因正德十四年平定宁藩朱宸濠叛乱，建立显赫功勋，由此被封新建伯，成为明代王越、王骥以后唯一的文臣获封爵位之人。 封爵为其带来巨大争议，其虽有上奏请辞之举，但无法堵住政敌之嘴。而明武宗暴毙，正德朝无法就王阳明的争议予以合理解决，某种程度而言也为王阳明之后悲剧埋下祸根。 嘉靖初年，对于朝野对王阳明的微词，即使有议礼新贵霍韬、方献夫等人辩护，也有门人学友陆澄、黄绾、钱德洪的说明，但也无济于事。如黄绾在奏疏中对阳明于正、嘉之际的遭遇亦有揭示 由此，吸引了大量的门徒，讲学之势震惊学林。而朝廷所宗乃程朱之学，心学的影响不断提升，已对程朱之学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明世宗以外藩人主大统，通过议礼制度及活动而强化皇权，巩固统治。 王阳明离任之事，在其看来就是严重违背朝廷制度规矩而不可容忍;而其作为最高统治者，对于心学向来也是颇有微词，而心学对程朱之学产生的冲击，实际就是冲击着朝廷的主流意识形态。 由此，明世宗借着王阳明离任之事，将其事功、学术的问题一并解决。因此，王阳明被罪罚实乃必然之事，实为明世宗迁怒王阳明违背朝廷例律规矩，以及对心学警惕的结果。 终嘉靖一朝，即使有不少王阳明的门人故旧为其求情，恳请恢复爵位及学说之事，但始终不被明世宗所接受。但嘉靖一朝，心学却是获得极大的发展，在朝野上下有不小的影响。 其门人后学、同友故旧及钦佩者，都有不同形式的举动，重要者如内阁首辅大学士徐阶修灵济宫讲学，门人同友薛侃、方献夫、欧阳德等人有设立讲会、修建书院讲学之举，高徒钱德洪等人有编撰年谱之 某些地方官员则有修建书院、祠庙祭祀之举。这些举动，极大推动了心学的发展，从某种程度而言，嘉靖朝廷虽然没有予以王阳明，但在民间社会，王阳明早已被。 因此，明世宗辞世后，隆庆改元，大赦天下罪臣，在诸臣要求革除先朝弊政的呼吁中，恢复王阳明爵位及学说地位之事成为了必然之事。 这对于推动心学在明后期的发展，以及王阳明得以从祀孔庙，在儒学道统中占有一席之地，均有重大意义。 信息来源： 《明穆宗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