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文强在功德林监狱中拒写悔过书，还放话：“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兼入党介绍人，我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 在功德林的20多年间，文强无论是认罪还是劳动学习，他的表现在众战犯中都属于佼佼者，唯独有一点，就是坚持不肯写悔过书，这也是他迟迟没能获得特赦的原因。 正如文强所说，1935年之前，他一直都走在正确的革命道路上，而且跟很多我党领导人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文强是毛主席母亲的堂侄，从小和毛泽覃一起长大，深受毛主席的言传身教，因此早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时，满怀报国信念的文强报考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成为了林彪的同学，以及周总理的学生，而且不久后，他又在周总理的介绍下入了党。 这时候的文强革命信念十分坚定，中山舰事件、四一二政变，都没有打退他坚持共产主义道路的决心。 然而在1931年时，由于叛徒出卖，文强惨遭抓捕。 虽然不久后便被救出，但他好巧不巧撞上当地领导正在实施“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因此莫名其妙背了一个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文强不愿背负这份罪名，但又申辩无门，于是决定带上妻子去上海找周总理说明情况撤销处分。 谁料，两人抵达上海时，刚好赶上顾顺章和向忠发接连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文强夫妇根本联系不到任何一个同志。 这一下别说撤销处分，文强夫妇私自离开根据地的行为还变成了脱党，连党籍都被开除了。 文强无奈，只得带着妻子返回老家，并找了份在通讯社的工作，开始了普通人的生活。 文强此时还念念不忘革命岁月，稿件中也不乏有对当地国民政府的不满和抨击内容，并因此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通缉和追杀，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 就在文强面临生死危机的时刻，他在黄埔军校时期的廖宗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这个廖宗泽原本是共产党员，还曾经帮过文强大忙，不过廖宗泽已经脱离了共产党，成为了一个国民党特务。 在廖宗泽的劝说下，文强渐渐放弃了过往的革命追求，开始跟着廖宗泽投入戴笠麾下，彻底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 文强虽然是特务，但他的工作内容主要是针对日本、国民党内部和美苏各国搜集情报，对共产党没有造成太大迫害。 后来被俘后，我党也没有追究文强在军统时期的罪行。 在抗战结束后，文强身为戴笠派往东北的心腹，还是为国民党内战出了不少力。尤其是1946年戴笠身亡后，文强退出了军统改到部队任职，更是直接和我党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1948年，文强在淮海战役被俘后，一样被关到了功德林接受改造。只是文强一想起那么多共产党大官都和自己有关系，结果自己却成了阶下囚，他的心中就十分不平衡，于是才有了狱中狂妄放话拒绝写悔过书的一幕发生。 其实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前，文强的一个共产党员同学就告知了文强，周总理已经为文强平反了罪名，还呼吁文强回到共产党队伍。 但当时的文强心中有怨气加上戴笠待他不薄，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一机会，结果导致他一错再错。 因为文强一直拒绝写悔过书，前几批被特赦人员中始终没有他的名字出现。直到1975年党组织大手一挥将在押战犯全都释放，文强才算终于重获自由，结束了26年的劳改生活。 文强被特赦之后，没多久便得到了周总理的召见，这时候的周总理饱受病痛折磨，一见到文强就埋怨道：“你为什么不早点写悔过书呢？” 文强这才明白恩师一直在惦记自己的安危，而且早有释放自己的意思，是他自己执迷不悟，才足足拖延了这么多年。 看着老师缠绵病榻却依旧关怀自己的模样，文强不由得大为感动，思想也得到了彻底转变。 因此在选择晚年生活去向时，文强毫不犹豫选择了留在祖国定居，晚年也尽其所能为新中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信源：党史文苑2008-07-10——《文强的人生四步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