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初，日军击败远征军后，进逼滇西，若不阻挡，不出十天昆明难保，西南危矣。 在1942年5月的滇缅边境，中国远征军第66军的溃败导致日军加强了对该地区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在5月4日，日军大举出动飞机，在保山以西的滇缅公路上进行了密集侦察和扫射，甚至直接轰炸了保山县城。 当时保山县城并未及时发出防空警报，导致城内居民未能有效疏散，结果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建筑破坏。据统计，城内多达五六成的建筑被毁，尤其是繁华的十字街区几乎化为废墟。 几天后的5月7日，杨肇骧决定进入城中，寻找县长刘言昌商讨救援事宜。此时的保山县城已经一片死寂，空气中弥漫着尸体腐烂的气味，街道上随处可见民众和动物的尸体。街头的饿狗在乱窜，乌鸦则在树梢上哀鸣，整个城市景象凄凉。 在与县长刘言昌的紧急会议后，杨肇骧促其尽快清理尸体，整理街道，以恢复城市的基本秩序。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里，刘言昌指派大量民夫进行清理，据估计，此次轰炸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了9000余人。 与自然灾难同样严峻的，还有由人为造成的灾难。保山县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地驻军领导人龙奎垣纵容其部队掠夺市民。 龙奎垣，龙云的侄儿，领导的步兵第6旅被当地人称为“梁河部队”，这一部队名号在当地引起恐慌。此部队的军官们不仅在战时大量交易鸦片，而且放任士兵进行抢掠。军纪松懈到连基本的步伐都无法整齐，军官们沉溺于鸦片和赌博之中，忽略了军事训练。 当龙奎垣意识到远征军的败退意味着滇西防线可能不保时，他做出了决定彻底洗劫保山县城。在其命令下，城门被严密把守，实行出入管制，以搜查为名抢夺市民的贵重财物。 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富滇银行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被洗劫一空，甚至连龙云开办的兴文银行也差点未能幸免。 不久，第11集团军指挥所接管了保山，要求第6旅返回并交还被劫掠的物资。面对总司令宋希濂的潜在追责，龙奎垣寄出信件请求从轻处理。宋希濂原本打算严厉处罚龙奎垣，但考虑到龙云的面子，最终只是让龙云处理此事。 最终，龙奎垣被撤去旅长职务，由潘朔端接替。虽然部分银行的财物被返还，但大部分民众的财产损失仍然无法挽回。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许多溃败的国民党军队士兵退守至保山，他们的军纪涣散严重，对当地民众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宋希濂采取措施，试图整顿军纪，收容了约1000名溃兵，并设法解决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问题。后来，昆明总部又派遣军官到保山及周边地区设立收容所，收容了1万多名士兵。 然而，军纪问题仅是保山面临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随着战争的延续，保山及其周边地区遭受了霍乱疫情的严重打击。 由于环境恶劣加上卫生条件不佳，从缅甸返回的难民中霍乱疫情迅速蔓延。尽管有医官娄滨汶发现的“大健凰”药物提供了一些救治，但保山地区仍有超过5000人死于这场疫情。 此外，保山的地方治理也遭受了重创。当地县长刘言昌利用其权力，以善后救灾为名，召开会议并向36个乡镇摊派了高额的财务负担。 每个乡镇需缴纳3万元，共计108万元，这在当时相当于1000多两黄金的巨额资金。这笔资金的大部分并未真正用于救灾，而是流入了少数官员的私人口袋，加剧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困境。 保山的人民在抗战时期所承受的压力与付出，不只是体现在物资与人力的贡献上，更在于他们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坚持与牺牲。 当地居民在极端的自然灾害与战争破坏下，生活条件堪称悲惨。尽管历经严重的劫难，保山人民的抗战精神与贡献，对于整个滇西的抗战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杨肇骧在其日记中记录了这段历史，不仅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普通人民的苦难，而且强调了和平的重要性。通过对保山人民在战争中的遭遇与贡献的记载，他希望能警示后人，铭记这段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时光。 参考资料：刘建中，高镇仁主编；保山地区行政公署史志办公室编. 保山地区史志文辑 第1辑 抗日战争专辑之一[M]. 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