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个红军叛徒大摇大摆走进江西万安区政府，以老党员的身份大言不惭地提要

1949年，一个红军叛徒大摇大摆走进江西万安区政府，以老党员的身份大言不惭地提要求：“第一，给我恢复党籍；第二我身体不好政府要给我治病；第三给我分配工作，我觉得我适合当中国驻苏联的领事……” 区政府工作人员看到曾洪易义正言辞地提要求，不由得有些瞠目结舌。 但曾洪易自称老党员和老红军，工作人员们还是表现地十分尊重，做完登记后就将人客客气气送走了。 （参考信源：江西社会科学——《曾洪易变节后的行踪和结局》） 没成想，几天后消息传来，工作人员们全都傻眼了，这个大言不惭理直气壮来找政府要官要待遇的曾洪易，竟然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叛徒！ 曾洪易所交代的也是事实，他的确是一个老党员老红军，而且资历很深。 曾洪易1924年加入党组织，还曾去前苏联留过学，1931年时就成了赣东北苏区的最高领导，位置在方志敏之上。 曾洪易简直是翻版的王明，一味实施左倾教条主义不说，还只注重个人权力，置党组织安危于不顾。 从1931年开始，曾洪易就开始处处排除异己，提拔亲信，把赣东北苏区变成了自己的一言堂。 如果不是曾洪易不会打仗又贪生怕死，方志敏和邵式平等人，估计都要被挤出省委常委的领导班子，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为党组织服务的，完全是为了他个人的权力。 1932年，曾洪易又积极响应王明“肃反”的号召，在赣东北苏区炮制了一桩又一桩冤案，进一步排除了异己。就连提出反对意见的方志敏和邵式平都没能幸免，一度被关禁闭写检讨。 曾洪易这样只顾自己不顾党组织的后果就是，赣东北苏区军心涣散，很多干部士兵纷纷脱逃，还动摇了人民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度。 最关键的是，曾洪易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赣东北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党中央紧急任命方志敏出来挽回局面，把曾洪易调到浙江江山县工作。 曾洪易却嫌这个县人少，地理位置又不利，不好开展工作，于是离开准备去上海找党组织。 谁料就在上海寻找党组织的过程中，曾洪易遇到了我党的一个叛徒。 在对方的劝说以及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曾洪易考虑到共产党员处境艰难，自己万一被逮怕是保不住性命了，于是果断答应了去南京“自首”。 就这样，曾洪易从赣东北苏区的最高领导变成了一个自首变节的叛徒。 他叛变之后，不仅加入了国民党，还多次给国民党讲授游击战术以及“对敌政策”，彻彻底底站在了党组织的对立面。 1949年，曾洪易所在的万安县解放后，周围很多人都只知道曾洪易过去加入过共产党，所以纷纷建议他出面维持当地治安，以及回到党组织，让政府安排工作。 在众人的建议和吹捧下，曾洪易也彻底遗忘了之前叛变的过往，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直接大摇大摆去区政府要官要待遇。 殊不知，我党在解放的同时，也在积极搜捕潜藏在各地的叛徒汉奸，而且当时的江西省主席，正是当初被曾洪易疯狂排挤的邵式平。 在邵式平的亲自指示下，相关干部以“到吉安工作”的名义把曾洪易成功诱捕。 可笑的是，曾洪易全程对此没有丝毫怀疑，反而还不断强调他俄文不错，依旧心心念念想去苏联当领事。 等到了吉安之后，得知是邵式平亲自指示后，曾洪易才想起来过往的一些不堪经历。 但他仍旧在想方设法狡辩，声称自己没有叛变，只是做了苏联空军顾问的俄文翻译，对我国抗日战争还是有帮助的。 由此可见，哪怕是到了这个地步，曾洪易依旧没有对自己在赣东北苏区的所作所为反思，反而一直在想方设法掩饰罪恶过往。甚至曾洪易连他的罪过成都以及当前的形势都看不清，在交代材料中还不忘提出请求： “我懂俄文，请求去苏联当中国驻苏领事” “请求不要把我的工作安排在北京，那里的气候我不适应” “请求把我携带的两本书交给书店出版，换取一些稿费” …… 不管曾洪易如何看轻或者掩饰自己过往的罪过，但历史记得，很多人都记得。 最终在1951年10月，曾洪易被判处死刑，不过还没等行刑报告批复下达，曾洪易就因为严重的肺结核病死在狱中，结束了罪恶又可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