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川军名将范绍增将七个妻子叫到身边，对她们说道:“现在实行一夫一妻了，你们七个当中，我只能留一个”，年轻貌美的七姨太以为会留下她，没想到，范绍增的选择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949年秋季，中国内战接近尾声，解放军的战斗已经深入四川省。此时的四川，由国民党将领范绍增掌控，他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急速组建了一个袍哥队伍，初期人数约为4万人。 10月，台湾方面来电，指示范绍增将其队伍扩充至10万人，并承诺在梁山机场空投武器装备。此时，台湾方面已经开始为维持四川的国民党势力做最后的努力。 解放军方面，对于范绍增的动向也高度关注。杨震东被派去策反范绍增。他先与范绍增的外甥黄行伦接触，通过黄行伦向范绍增传递了全国的形势。黄行伦利用傅作义、程潜等人的例子来说明形势对于国民党已不利，建议范绍增考虑起义。 同时，范绍增也感受到了身边柏良等国民党特务的压力，他们常常环绕在他周围，使他难以有独立决策的空间。 11月底，当解放军解放了重庆，并与范绍增的部队相隔不远时，局势对范绍增造成了直接的冲击。他连夜调动部队，从大竹县迁移到渠县三汇镇。 12月，范绍增决定率部起义。他在惠园操场集合部队，公开宣布了他的决定，并用坚定的语言鼓励部队坚持起义的方向。他告诉部队，共军将接纳他们，并提供必要的物资和保障。 同时，范绍增还发布了蒋介石逃离大陆和其他国民党将领起义的消息，以打消部队中的任何犹豫。为了确保部队彻底脱离国民党的影响，他还组织了清缴武器的行动，确保所有武器得到妥善管理，并配合解放军的标准进行供给。 在此期间，范绍增将部队中的信任者分为若干小组，负责到各个纵队执行命令。他在物资方面进行了实际的安排，派遣军需官到三江地区采购必要的物资。 1949年12月30日，我方驻军邀请范绍增及其部下的主要人员在渠县县城庆祝新年。 范绍增的家族事务，并非外界所传闻的那般夸张，实际上他共有七位妻妾，这些妻妾在他的一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范绍增原配妻子陈文兰，与范的祖父范守中的包办婚姻中，陈文兰年仅16岁，而范绍增更年幼，仅14岁。两人的婚姻生活并非始终平稳，范绍增年轻时的冲动行为，包括一次与人打斗，不慎伤及祖父，导致祖父怒不可遏，甚至一度要求将其活埋。 尽管范绍增离开，陈文兰却留下来照顾老人和打理家务。政治风云变幻，解放后陈文兰被划为地主阶级。范绍增的家庭在他的各个妻妾中共生育了12名子女。 经济上，范绍增的生计来源颇为复杂。据《关于杜月笙》记载，他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有过深厚的往来。1925年，两人开始合作，涉足走私鸦片业务。杜月笙不仅派遣手下与范绍增合作，还帮助在四川建立了吗啡工厂，由范绍增负责保护，这使得范绍增的财富迅速增长。 在1930年代，范绍增在重庆民国路建立了名为“范庄”的大型庄园，成为他与妻妾的居所。抗日战争期间，这里甚至一度成为许多国民政府要员的避难所。范绍增通过妻妾进行的所谓“太太外交”，进一步巩固了他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 1949年中国共产党胜利，范绍增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党的“一夫一妻”政策，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遣散其众多妻妾。1949年12月15日，范绍增在四川渠县起义成功后，立即召开家庭会议，宣布将遵循新的婚姻法，解散原有的家庭结构。 此后，范绍增的生活重心逐渐转向政治与军事事业，他被调任解放军高级参谋，并在1952年后在河南省担任多项政府职务。 范绍增晚年的生活相对平静，他的爱好也有所改变，避免了过去的冲动与奢侈，转而专注于体育活动。他在任内推动了郑州体育场的建设，并在体育领域做出了贡献。 范绍增其晚年被一本名为《十七姨太外传》的书籍所困扰。书中虚构了范绍增拥有十七名妻妾的情节，而范绍增本人则坚称其实只有七名妻妾，并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已解散了家中的这些关系。此事最终未有明确的解决，范绍增对此亦不再多言。 范绍增的生涯并非仅以个人情感纠葛为轨迹。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对子女的影响，也极为显著。其中，范之青、范之淑、范之懿、范之碧、范之俐、范之慧和范之维等七位子女，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尤其是范之慧，后更名为李嫱，她的演艺生涯在香港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成为了知名的戏剧演员。 何淑兰的女儿范之淑，她的命运与军事家庭联系在一起，嫁给了王赞绪师长的儿子王泽汉。而叶绍芳的女儿范之碧，在学生时代便结识了未来的丈夫王继光，二人的感情从校园延续到了婚姻。 范绍增的形象在1992年被影视剧《傻儿三部曲》以“傻呼呼”的形象呈现，这引起了家族中部分成员的不满。特别是范之懿和范之碧，他们认为该剧损害了其父亲的名誉，因而在2002年将制作方告上法庭。
来自 车吉心主编. 民国轶事 第九卷[M].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