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中队加入开国大典阅兵式。 早在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阅兵式怎么搞和在哪里搞的问题，成为筹备开国大典的中心问题。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这个指挥机构的领导力量很强。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亲自挂帅，担任阅兵总司令。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副总指挥由杨成武、唐延杰、唐永健、刘仁、肖明、肖松等人担任。 毛泽东对搞好阅兵很重视。他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重点围绕确定阅兵地点问题，阅兵指挥所的成员们进行了反复研究。1949年8月的一天，华北军区的几位将领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将他们经过反复论证的两套阅兵方案，交给周恩来。第一套方案：地点选在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阅兵地点在市郊西苑机场。这两套方案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对于看惯了作战地图的周恩来来说，这图显得既简单又复杂。周恩来仔细看过地图后没有马上拍板。这两套方案都有优点，但也都有缺点。 两套方案，论证者明显倾向于第一套方案，但没有拿出结论性意见。举行开国大典的日期一天天迫近。准备参加阅兵的部队已经开始进行分列式训练。经过反复权衡，周恩来终于挥毫蘸墨，写下了意见：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这个意见传到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松子般不大不小的圈圈。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在这份意见上画圈，他们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早在一个多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第一个由9架野马式P—51型美制战斗机组成的飞行中队，这是解放军第一支有作战能力的飞行队。成立这个飞行中队，主要是为保卫政协会议、保卫北平安全和准备去解放台湾用的。随着国庆在即，周恩来就想，如果能让这个中队参加检阅，那该多好啊。于是，他与朱德、聂荣臻等驱车前往机场（西苑机场）。他们下车后，仔细看了看每架飞机，然后问飞行员：“你们的飞机能不能接受检阅？”“能！”众人答道。“现在就飞给我们看看。”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在临时搭起的观礼台坐下来。不一会儿，9架“野马”发出隆隆的巨响，沿着东西跑道的上空编队飞了一圈，然后从容落地。刚从天上下来的飞行员们把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围在中间。“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周恩来问道。 “我们蚊式机也可以参加。”人群中一位飞行员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指着跑道上停放的两架蚊式飞机。这两架飞机，一架是起义过来的，另一架是由南苑航空修理厂的机务人员刚刚修好的。“C—46运输机也可以，有3架呢。”“L—5通讯机也可飞，飞机编队没问题。”飞行员你一言，我一语，恐怕落在别人的后面。 1949年9月23日，由17架飞机组成的机群编队，在天安门上空，做检阅航线实验飞行。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非常适合飞行。飞行员们起了一个大早，纷纷赶到机场做准备工作。准备就绪，十几架飞机腾空而起，直穿云霄，飞经天安门上空，一切都非常顺利。这一天，正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代表们正热烈地讨论建国大计，忽然，天空中传来飞机的隆隆声。“好像是飞机。”有人轻声地说了一句。有些代表坐不住啦，还以为是国民党的飞机，侧身向外看去。飞机的引擎声越来越大，会议室的房梁被震得嗡嗡响。 正当大家忐忑不安之时，周恩来满脸春风地走了进来，挥了挥手说：“大家不要紧张。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外面正在飞的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是保卫政协会议和北平的安全的。这些飞机还将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接受检阅。”代表们一听，心情立刻放松，激动地鼓掌。10月1日，开国大典开幕那一天，天还没亮，飞行员们就来到南苑机场，整队集合。另外两架担负一等战斗值班的飞机停放在起飞线上，严密警戒着蒋介石的飞机可能的破坏和骚扰。 17架银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飞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跑道旁。所有的飞机都油饰一新，机头是红色的，机身和机翼上一律饰以金黄色的红星，机尾是红白相同的条纹。在此之前，苏联顾问派人把这里的飞机都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下午4点整，开国大典检阅开始。 随着3颗信号弹冲向天空，停在跑道上的17架飞机咆哮而起，缓缓升空，直飞天安门方向。4点35分，天安门城楼附近响起飞机的隆隆声，这声音划破了广场的沉默和宁静。广场上的人群突然欢呼起来，大声喊道：“是我们的飞机！”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也兴奋地举起了左手，他把手心朝向天空，有力地挥动着，好似在向飞机示意。飞机组成“品”字形，依次通过天安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