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20日，台湾国民党军少校刘自然（江苏无锡人）参加友人婚宴返家途中，

1957年3月20日，台湾国民党军少校刘自然（江苏无锡人）参加友人婚宴返家途中，于阳明山被美军上士罗伯特·雷诺无故开枪打死。其时，在台湾驻扎的美军多达3000多人。 1956年，美国在台湾的“军事顾问团”人数增至三千人。这一时期，台湾岛上的生活条件与美国军人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普通台湾民众生活艰苦，而美军基地内却建有设施齐全的美式洋房，供美军官兵及其家眷居住，基地内还设有球场、车库、游泳池等娱乐设施，为美军提供了几乎是皇室般的待遇。 1957年3月20日深夜，台北阳明山的平静被一通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电话的另一端是自称是美军顾问团雷诺上士家中女佣的姚李妹，报告了一起枪击事件。外事组长韩甲黎立即赶至现场，发现雷诺上士坐在沙发上，旁边是他指认的作案武器。雷诺坦言自己开枪打人，但现场并未见到受害者。 雷诺上士，虽然只是负责看管卫生材料库的低职位美军人员，但在台湾，他却享有着不同于普通岛民的特权。雷诺的过往行为已经给韩甲黎留下了不佳印象，包括他先前因车内物品被盗和与邮差的纠纷而来警所报案的经历，这些事件都展现了雷诺在台湾所享有的特殊地位及其傲慢态度。 此次事件发生后，韩甲黎依雷诺所指的方向发现了刘自然少校的尸体，这位是他的好友，令韩甲黎震惊不已。尽管雷诺承认开枪，但美国宪兵的介入，特别是宪兵上士马敬金提出雷诺具有“外交豁免权”的主张，导致韩甲黎无法将雷诺拘留。 1957年3月21日的台湾，当韩甲黎，一位当地警察，接到案件报告，赶往现场时，已经可以预见这将是一件难以解决的案件。雷诺给出的第一份陈述，关于他妻子克拉拉遭到偷窥，以及随后发生的冲突和枪击，听起来像是直接从侦探小说中抽取出来的情节。但随着调查的深入，雷诺的话语开始显得越发不可信。 韩甲黎发现现场缺乏直接证据支持雷诺的说法，尤其是他提到的血迹和脚印。法医报告指出，受害者刘自然的伤势表明他几乎是立即丧命，这与雷诺所说他受伤逃跑的情景完全不符。进一步的调查揭露了雷诺在后续陈述中对事件的重新包装，每次都有新的细节被添加，但却始终无法解释为何现场没有血迹。 刘自然的身份，作为一位军官和一个幸福家庭的一员，与雷诺所描述的偷窥者形象截然不同。他的生活背景，包括他在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职位，以及他与妻子奥特华和他们的女儿构成的美满家庭，都让人难以相信他会在深夜潜入美军宿舍区进行偷窥。 案件发展至此，社会上开始流传各种猜测和传言，有的说刘自然与雷诺家的女佣有染，有的则猜测刘自然与雷诺夫妇有生意往来，甚至有人推测是雷诺因为个人原因而杀害刘自然。 最终，尽管雷诺的供词存在诸多漏洞和疑点，美军顾问团还是选择保护他，坚持认为他是在正当防卫。在台湾舆论的压力下，虽然美军不得不进行了第二次调查，但结果仍是雷诺被无罪释放。这一判决，以及随后美军对雷诺的保护和奖励，激起了台湾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反美情绪。 奥特华为她无辜丧命的丈夫发声，也为所有渴望正义的人发声。当她的抗议被广播电台播出，整个岛屿的民众都被她的勇气所激励，纷纷走上街头，发出了对不公和外国势力干涉的强烈抗议。 奥特华，出生于南京的一个充满书香的家庭，自小便在艺术的熏陶下成长，对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外表看似柔弱，她的内心却拥有着难以撼动的坚韧。面对丈夫无辜遭受横死的不公判决，奥特华坚定了她的决心，决定通过公开抗议的方式，为丈夫讨回一个公道。 在1957年5月23日这个春末的日子里，奥特华带着沉痛的心情回到家中，她将内心的悲痛与不平转化为文字，写下了《我向社会哭诉》一文，并将它送至《联合报》报社。她的呼声通过这篇文章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上得到了呈现，震动了整个社会。 随后的5月24日上午10点，奥特华在表哥冯允生的支持下，站在了台北中正路“美国大使馆”的门前，手持抗议牌，她的行动象征着一种对不公正判决的强烈抗议。尽管“使馆”内的一名职员试图邀请她进入馆内进行面谈，奥特华坚决拒绝了。她认为，门外是中国的领土，她有权在此表达自己的抗议。 不久，台北警察局长刘国宪接到了“使馆”的求助电话，并率领着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赶来。面对官方的压力，奥特华展现了她坚强的一面，她在众人面前高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抗议的正当性。 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大使馆”门外，场面逐渐壮观。台湾广播电台的记者洪缙带来了录音设备，向奥特华递过一个扩音器，让她的声音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奥特华用她的声音，向全岛播出了她对美军司法不公的强烈谴责，为她的丈夫以及中国人的权利发声。 这段录音的播出激起了更大的公众反响，台北市民的愤怒情绪达到了沸点，最终演变成一场规模庞大的反美示威。这场示威不仅是对奥特华个人悲剧的支持，更是对长期以来美军在台特权与不公行为的强烈反抗。 然而，面对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台湾当局的反应却是宣布台北全市戒严，并采取了镇压措施，这一决定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大量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