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孔子的治国思想，“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孔子的治国思想，“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改版书后》中说：“本书的初版是1945年在重庆付排的，现在把它改排了一次。趁着这改版的机会，我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比较重要的是‘子夏氏之儒’的发现。我在写‘儒家八派’的时候，是根据韩非子《显学篇》的列举而叙述的，但‘八派中把子夏氏之儒除外了’，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见旧版《儒家八派的批判》)。这缘故，在一两年之后我突然发觉到了，我所清理过的‘前期法家’，其实主要就是‘子夏氏之儒’。法家多出于三晋，大体上是渊源于子夏的。韩非子的《显学篇》主旨是在骂儒、墨，而韩非子是法家， 当然不好骂自己的祖宗，故把‘子夏氏之儒’从儒家中剔出了”。

子夏即卜商，是孔子的门人，位列“孔门十哲”，孔子殁后，他前往魏国，成了魏文侯的王者师，开创儒家西河学派，也就是郭沫若所说的“子夏氏之儒”。子夏传经，讲解孔子所著《春秋》的微言大义，公羊高、谷梁赤皆为其弟子，是儒家公羊学派和谷梁学派的始传人，“孔子说礼法，曾参取礼，子夏取法”，李悝、吴起、西门豹、公叔痤等人也是他的弟子，形成法家一派，商鞅、尸佼以及后来的荀子、韩非、李斯是子夏后学的再传弟子，所以子夏实际上也是战国法家的鼻祖。法家一派，过火理解了孔子和子夏的专政理论，又以性恶论作为理论基石，背弃了孔子“性相近而习相远”的论断，最终走到了孔孟之道“仁政”学说的反面，成为了儒家的叛徒，儒法斗争也就从战国时期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商鞅治秦时虽然已经开始教唆秦孝公焚烧儒家经典，“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见《韩非子·和氏》）”，但尚能礼遇秦儒赵良和不敢攻击孔子。到了韩非这条疯狗，居然连孔子也咬起来了，这种欺师灭祖的疯狗，“极惨礉少恩”，连他的同门师兄弟李斯和秦始皇都害怕了，不敢留下他，所以尺寸之功未建，就一杯鸩酒把他送上了西天。中国历史上的法家人物多无善终，原因也很简单，法家反人类的理论和法家人物反人类的暴行，都不可能让他们自己有善终，诚如商鞅临死前的哀嚎：“作法之弊，一至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