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参加越南胡志明的葬礼，阿尔巴尼亚代表提出：葬礼上不要与苏方代表团团长柯西金接触，连招呼也不要打。 当时中苏关系十分紧张，而阿尔巴尼亚与苏联也不是很对付。 胡志明去世之后，周恩来总理立刻前往河内为其吊唁，随后又派出副总理李先念于69年9月9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 葬礼的头一天，李先念一到河内，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团长马尔科就找到李先念副总理，声称有要事相商。 两人见了面之后，马尔科就对李先念说，要是苏联代表团团长、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葬礼上想要与你有接触，打招呼的话千万不要理睬。 葬礼当天，李先念在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的带领下来到河内巴亭广场。越南方面考虑到中苏当时的关系特殊，于是在安排中苏双方参加葬礼人员时，也尽可能地照顾双方的情绪。 当时，越南的主要领导人都集中站在了一排，中苏两国参加葬礼的人员分别站在越方主要领导人的两边。 在葬礼举行期间，柯西金多次探出头来，想要主动向李先念打招呼。但是李先念考虑到此前已经答应了阿尔巴尼亚的马尔科，于是几次在见到柯西金在向自己打招呼后都装作没看见。 等到葬礼结束之后，李先念与柯西金分别从主席台的两侧走了下来，李先念径直离开。 当天下午，柯西金拜托黄保山向中方参加葬礼人员传达了希望在回国途中停留北京与周总理见见面的意向。 柯西金的行程计划是10日清晨离开河内，中途打算在北京停留三小时。大使馆在得到消息之后立刻向国内进行了报告，而国内方面则是在10号的早上回复了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答应了柯西金的请求，同意苏方专机在11日在北京停留，并安排周总理与柯西金见面。 消息传回大使馆的时候，大使王幼平正在机场为中国代表团送行，于是就没有收到北京来的电报。 等到大使馆参赞陈亮立急匆匆地将北京回复的电报送到机场，向李先念、王幼平汇报的时候柯西金的飞机已经离开越南一个多小时了。 或许是因为柯西金在主动与李先念示好的时候遇冷，所以认为中方无意与苏方进行对话。于是认为等不到消息的柯西金，最终没有等中国方面的答复便匆匆地离开了。 当天下午，越南外交部部长黄保山在得知了周总理有意与柯西金会面的消息后，立刻想办法从中协调，争取补救措施。 黄保山对王幼平说称是自己在这件事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与阿尔巴尼亚不同，当时的越南是希望中苏之间进行对话的。因为当时越南需要与美帝进行对抗，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的援助，对于越南来说，都是战胜美帝所必需的。 黄保山立刻约见了苏联大使，以越方的名义进行了道歉，并向苏联方面传达了中方的答复。苏联大使立刻将这一情况向苏联方面汇报。 柯西金的专机刚抵达塔什干，就收到了莫斯科方面的电报。电报中向柯西金讲明了中方答应与其会面的回复。 事实上，柯西金在中方提出了会面请求后就没打算等中方的回复。因为在葬礼上与李先念的示好预冷，已经让柯西金的面子上有些下不来台。要是与中方对话的请求再被拒绝，那么柯西金的面子就丢大了。于是柯西金想了个办法，那就是不等中方的答复，直接上飞机离开，然后再经停塔什干的时候在等候中方的消息。 而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离北京也近，等得到消息后折返也不耽误事。最终柯西金按照莫斯科方面的指示，折返北京，在11日时与周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了一次简单的会晤。 虽然这次会晤并没有解决当时中苏双方的诸多问题，但是却也释放了一个缓和双方关系的积极信号。对于维持地区稳定，避免双方产生误会和冲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周总理与柯西金的会晤结束的时候，周总理说：“你这次主动要来，我们得到消息晚了，但我们的答复是快的。虽然你走了一段弯路，总还是起了一点效果。中国有句成语叫‘不虚此行’”。 周总理一语就道破了柯西金先行离开的用意，柯西金也没有辩解。毕竟都是外交场上的老手，这点手段谁也骗不了谁。 柯西金最后表示，无论中苏关系朝着什么样的方向走，他自己都愿意将中国人当做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