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周恩来总理究竟保护了多少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无人能统计，因为：这期间，他保护的人实在太多太多，多到无可计量。 周恩来保护人的开端，是爱国志士、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被抄家。那天，是1966年8月9日夜，正在北京家中的章士钊被一群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进行了“教育”，并抄了家。 章士钊当时年已87岁，他大风大浪见得多，却没受过这般屈辱。他不明白，自己被毛泽东尊称为“行老”，还曾在共产党成立之际，筹过款子解了毛泽东燃眉之急，自己的女儿章含之还是毛泽东的英语老师。如此“硬”的背景，怎么还被一群小青年欺负了？ 不明就里的章士钊迅速给毛泽东去了信，并说明了情况。毛泽东收到信后，立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此时的周恩来犹如从梦中惊醒，他从章士钊的遭遇中，猛然意识到：文革将是一场腥风血雨。这和他一开始对文革的预估，并不完全相符。周恩来最初对文革的认知，基本依据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有些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同群众相对立，针对这种现象，需要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他认为：文革是用“公开”“全面”“自下而上”的方式，充当“反修”防线，既防止来自外部的“和平演变”，又对内部的“走资派”进行遏制。 换句话说，周恩来将文革想得略微“好”了一点。以至于，他当时虽然对这样违反制度的行为稍有微词，却并未对这种思路表示反对，反倒在一定程度上拥护了毛泽东的主张。 周恩来并没有想到，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竟会在执行的过程中被有心人利用（亦或被人性利用），继而脱离发起人的掌控。 在周恩来看来，章士钊被抄家事件简直是“恶劣至极”，他迅速想到了对策：利用这次机会，扩大保护范围。随即，他一边解决章士钊的问题，一边写下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份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其他被保护人员，包括：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此外还有一大批国家老干部。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批人，周恩来又在接下来的讲话中做了具体要求。提到宋庆龄时，他说：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 人…… 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们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劝阻。” 周恩来讲话中提到的宋庆龄住所，正是她位于北京后海北沿 46号醇亲王载沣的官邸（今宋庆龄故居）。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宋庆龄在这里安度了晚年。 为了保护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他直接为他们请示了解放军301 医院，让医院对他们进行住院保护。 那段特殊时日里，周恩来保护人的准则是：只要是看到的，就一定要竭尽全力保护起来。彭德怀、末代皇帝溥仪、十世班禅等等，都曾受到他的保护。可让人颇为遗憾的是，他保护了如此多的人，却没能让他心爱的养女孙维世免遭劫难。 孙维世是中国戏剧奠基人、中国三大导演之一，她被迫害致死那年，年仅47岁。她的死难日是1968年10月14日，周恩来得知噩耗后悲痛异常，默默坐了40多分钟。 养女的死，也让周恩来更加多地将心力放在了帮助人上。 周恩来为何能保护如此多的人呢？答案与他的超凡政治智慧有关，周恩来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始终讲求“斗而不破”，即温和斗争。他还复制了四人帮以毛泽东的话为“大旗”的策略，坚持取得来自毛泽东的支持再斗争。这种斗争法，无疑是最有效的策略。也使周恩来在特殊时期，能成为最特殊的存在。 最终，因身患癌症，且一直超负荷运转，周恩来没能熬过寒冬，就于1976年1月8日辞世了。然而，他的死，却成为了对抗四人帮的最强大契机。最终，亿万中国人民对中国前途的担忧，因周恩来的去世而汇成了奔腾汹涌的春潮！ 周恩来去世那年的清明节，人民的悼念与抗议活动达到高潮，当天，仅抵达天安门广场的人民群众就高达200万人次，整个天安门几乎变成一边花海，这极大的震撼了自以为大权在握的“四人帮”…… 这场运动，后来被命名为了“四五运动”，这场运动极大动摇了四人帮，为后来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也因此，周恩来的抗争实际延续到了他死后。如此周恩来，当真可以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