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去世前，毛泽东手边都放着《古文观止》，这套书到底对毛泽东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通过《古文观止》里的《治安策》的作者贾谊得出。 毛泽东很喜欢贾谊，他还曾为贾谊写过《七律·咏贾谊》等诗。毛泽东晚年评价贾谊的文字里，满满都是他对贾谊的欣赏，他说：“贾谊写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治安策》为什么让毛泽东评价如此高呢？这篇文，不就是贾谊劝谏汉文帝要高瞻远瞩、防微杜渐地削弱各诸侯国的势力，以实现长治久安吗？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然而，细究之下，当我们深入贾谊所生活的年代时，就将发现：贾谊开口所提的内容，太过超前了。当时的汉文帝和天下人都认为天下已安、天下已大治，而贾谊却居安思危，看到了国家可能面临的诸侯谋反、天下大乱的境况，并提出了解决之法。 贾谊的《治安策》，说到底是“上医治未病”，传统医学把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和“已病”三个层次，并认为：“治未病之病者为上医”。由此看，《治安策》的作者贾谊是上等谋臣。 在毛泽东看来，能治未病者，也是最厉害的人，他们需要从极其小的细节中，看到本质。毕竟，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小地方开始发端，然后逐渐显著，最后大成或铸成大祸。 毛泽东是一个真正懂历史的人，他看《治安策》等等历史典籍，从来不局限于看人物力挽狂澜、看故事起伏跌宕，而是努力去看历史事件如何产生的，又何以会导致最终的结局。他甚至还会进一步以“代入法”去思考：如果我们深处其中，是否可以避免类似问题呢？毛泽东看《古文观止》，用的不是眼，而是心。 而看《古文观止》的所得，他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已经展现了，他说：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 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这段话中的毛泽东已经洞悟了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能力：预见的能力。 毛泽东的预见能力，体现在军事上，也体现在政治上。抗日战争时期，他写作的《论持久战》，准确预见了抗日的发展、结局；抗战即将结束时，他着手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不也是预见吗？解放初期，他毅然大力组织反贪污、反浪费与反官僚主义，不也正是他的预见性的体现吗？ 从本质上而言，贾谊也教了培养“预见性的方法”，这个方法，不是别的，正是：居安思危！末尾，附上毛泽东为贾谊写的两首诗——其一《七律·咏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其二《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