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宋朝与辽金的战争史，“弱宋”的标签流传甚广，然而将战败归咎于宋朝军力孱弱，实则是无视历史背景的片面之论。两宋的军事困境，本质是对手代差级的骑兵优势、碾压性的国力体量，叠加自身武将培养体系崩塌与战马资源的致命短板，绝非王朝战力不济。

从对手的发展维度来看，辽金已全然不是匈奴那样松散的游牧部落，而是进化为兼具游牧骑兵优势与中原集权制度的强大政权。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最强盛时人口不过二百万，“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其组织形式以部落联盟为主，缺乏系统化的后勤体系与官僚架构，战争模式多为掠夺性的游击作战。彼时西汉与匈奴的骑兵，均处于无马镫时代，作战特点高度趋同——骑手只能依靠双腿夹紧马腹保持平衡，无法在高速颠簸中稳定发力，因此骑兵的核心作用是机动代步。汉军骑兵往往骑马抵达战场后，便下马结成步兵阵型，依靠长柄兵器列阵厮杀；匈奴骑兵虽能在马上完成骑射，但也仅能依托“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一旦陷入近身缠斗便难占上风。反观辽金，辽国鼎盛时期疆域横跨长城内外，融合契丹、汉、渤海等族人口，峰值突破一千二百万，推行“南北面官制”，既保留游牧民族的骑兵传统，又借鉴中原的农耕经济与城池防御体系；金国灭辽破宋后，整合北方疆域人口，峰值达四千余万，实行“猛安谋克”制度，实现兵民合一的高效战争动员，其人口、疆域、资源动员能力已是匈奴的二十倍以上。

更关键的是，双边马镫的普及，让辽金骑兵的战力实现了对匈奴骑兵的倍数级提升，发展为冷兵器时代的战力天花板。自西晋南北朝双边马镫成熟并普及后，骑兵的作战模式迎来质变。辽金骑兵凭借马镫的支点作用，可在高速冲锋中稳定完成长槊突刺、环刀劈砍等动作，还发展出“铁浮屠”“铁鹞子”这样的重装骑兵部队。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金军南下时，“铁浮屠每三人为伍，贯以韦索，人进一步，不可退”，其冲击力较匈奴骑兵提升何止两三倍。这种能冲善砍的重装骑兵，与无马镫时代“骑马代步、下马步战”的汉军骑兵相比，战力已不可同日而语。而在冷兵器时代的战场逻辑里，巅峰骑兵对步兵有着绝对性碾压优势，步兵即便装备精良、战术得当，正面野战也绝无胜算，唯有依托城池防御或长期兵法蚕食，才有可能逐步消耗骑兵的优势。

宋朝自身的武将培养体系崩塌，更是加剧了军事困境。唐末黄巢起义横扫天下，杀尽门阀世家大族，而这些世家正是传统武将的摇篮——他们世代传承兵法韬略，兼具文武全才的素养。世家消亡后，武将群体失去了系统化的培养土壤，仅靠蛮力难成良将。宋朝试图以科举取士选拔武将，却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没有完善的培养体系打底，所谓选拔不过是矮子里拔将军，难以涌现出兼具谋略与战力的顶尖统帅。

雪上加霜的是，宋朝战马资源的致命短板，让步兵的精进沦为徒劳。宋朝的火器（如突火枪、震天雷）、床子弩、神臂弓等装备，相较于汉朝已有质的提升，《武经总要》中记载的多种兵器革新，让宋军步兵的防御与远攻能力远超汉兵。然而，宋朝丧失了西北马场这一关键战马来源，汉唐时期可通过西域贸易、河西养马获取良马，而宋朝疆域局限于长城以南，只能依赖川蜀、广西的劣质马匹，战马数量与质量远逊于辽金。据《宋史·兵志》记载，北宋鼎盛时期官马存栏量不过二十余万匹，且多为驮运而非战马；而辽国仅皇家御马院的良马便超百万匹，金国更是凭借草原优势，骑兵规模常年维持在数十万。宋军既无足够骑兵对抗辽金铁骑，又只能以步兵正面野战，战败的结局早已注定。

由此可见，宋朝的战败，是在对手国力二十倍于匈奴、骑兵战力数倍于前代的背景下，叠加武将培养断层与战马资源困局的必然结果。将其归咎于“弱宋”，无疑是对历史的误读。两宋在如此严苛的条件下，仍能凭借步兵战术与军工技术坚守三百余年，已是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