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间谍阎宝航，入党时被人怀疑，周恩来反驳：他做的你能做吗......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占领沈阳，曾经积极参与抗日的爱国人士成为他们报复的对象，城内到处都是悬赏令，以5000元买阎宝航一家的踪迹。
阎宝航的妻子高素在混乱之中与丈夫失去了联系，她怀有9个月的身孕，还带着5个儿女，迫不得已躲进沈阳东郊教会办的女子中学之中，牧师告诉他们，现在就是教会也没有办法保证他们长久的安全。
幸而阎宝航的好友赵世涛冒险找到了他们，坚持用马车将一家子送到了皇姑屯车站。
那天的车站到处都是逃跑的难民，车厢里水泄不通，根本挤不上去。
年纪尚小的孩子们怯生生地躲在高素身后，赵世涛这位重情重义的东北硬汉一下子急了，对着前面的人群跪下了。
他说："同胞们，这是抗日英雄阎宝航的家眷啊！"
吵杂的人群突然安静了下来，车厢里挤挤挨挨的人主动让出了一条路，很多人干脆将行李扔出了窗外，他们伸出双手，把高素和几个孩子扶到了车上。
到底是怎样的英雄，怎样的爱国精神，让逃命的众人摒弃人性中的自私，丝毫不顾5000元的高额悬赏，自愿将生路留给他的家人？
阎宝航，字玉衡，辽宁海城县人，18岁这年考上奉天两级师范学堂（民国时期东北最高学府，东北大学前身），毕业后与同窗好友开设了"奉天贫儿学校"。
阎宝航曾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和张学良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相识，阎宝航经常陪同张学良参加活动，两人同在英文夜校学习，常以英文交谈分享彼此的阅读感悟，张学良视阎宝航为知己。
1919年，张学良第一次参观贫儿学校时就捐了款，后来，张学良担任军团长时又一次参观学校，并为改善学校伙食捐款。
1926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决定介绍阎宝航去英国留学，但路费和生活费要由阎宝航自己负责。当时阎宝航每月只有25元的工资，全家要靠这些钱生活，张学良知晓后派人给他送了一封信，愿意资助他留学费用。
阎宝航在欧洲时时刻刻关注着东北的政治形势和张学良的情况，当知晓张学良处境困难之时，他毫不犹豫地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协助张学良。
东北易帜后，阎宝航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力积极组织开展抗日运动，他成立了"东北国民外交学会"，亲自出面与日本人交涉。
那时候的东北俨然成为了日本生产毒品的基地，各大城市都有生产毒品的工厂，随处可见日本人操控的烟馆和销售点。
1929年7月，在阎宝航的带领之下，辽宁省拒毒联合会正式成立，宣传禁毒和拒烟行动，向民众揭露帝国主义利用毒品腐化中国人，从而达到侵略目的险恶用心。
1930年，拒毒联合会进行了三次销毁毒品的活动，总价值近百万的鸦片被当众焚毁，盛况空前，各界知名人士参加。
"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前往北京，和正在养病的张学良见了一面，见少帅不为所动，他愤怒不已，厉声斥责："我对你很失望，军人不能为保卫东北三省尽职尽力，而将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你这是犯罪，会遭到历史的谴责。"
在场所有人都被阎宝航的举动吓了一跳，而张学良并没有生气，而是好言相劝，和阎宝航商量对策。
张学良被幽禁后，阎宝航四处奔走，四次找蒋介石说情释放张学良，但每次都遭到了拒绝。只是最后一次，蒋介石答应阎宝航和张学良见一面。
这次见面两人只有半小时时间，外面站着几个人在监听，他们只能简单地说了几句话。
阎宝航离开时，张学良始终站在门口望着，阎宝航一步三回头，眼眶湿润。
这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别担任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总会长和指导长。同为基督徒，宋美龄对阎宝航十分信任，推举他为促进会书记兼干事。
阎宝航成了宋美龄和蒋介石面前的红人，又曾是张学良的知己好友。他利用自己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理事、大明实业公司总经理等多重身份，和国民党黄埔系、CC系、军统等多个派系都有来往。
陈诚和宋美龄一样非常信任阎宝航，曾经说过："如果阎宝航是共产党，我们就都是共产党。"
阎宝航的特殊身份，非常适合为中共搜集情报，周恩来亦留心观察他许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阎宝航了解到中共中央的主张——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声援东北联军抗日，积极营救张学良。阎宝航很欣慰，向共产党再一次提交了入党申请。
其实早在10年前，阎宝航就曾经向苏子元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他身份特殊，加入共产党颇费周折。
苏子元将申请书一路送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手上，代表团同意了阎宝航的入党请求，却被共产国际驳回了，理由就是阎宝航和国民党要员关系太过密切。
1937年，当阎宝航再一次提出了入党申请，周恩来力排众议，同意阎宝航入党。
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认为阎宝航社会关系复杂，并不可靠。周恩来则回答："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情，你能做到吗？"
阎宝航秘密入党只有中共南方局的几位领导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和李克农知道。
1939年，阎宝航来到重庆，在重庆买下了一栋古朴幽静的宅子，重庆新村17号，周恩来称它为"阎家老店"。
阎宝航一直活跃在国民党高层之间，但他毅然决然将自己的四个子女相继送往延安参加革命，只留下了一对小儿女。
刚刚搬家没多久，重庆卫戍司令员刘峙突然邀请阎宝航来家中"做客"。虽说是客人，但他的身后还站着两名持枪的士兵，便不是正常的待客之道。
刘峙开门见山："我是个军人，说话比较直接，你膝下6个孩子，4个都去了延安，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阎宝航显得很平静，反问他："你看我像不像共产党？孩子长大了，去哪里是他们自己决定的，我又不可能拿脚镣和手铐把他们都拷上。"
刘峙没有实质性证据，何况宋美龄和阎宝航向来交好，曾下令绝对不能动阎宝航，这次谈话刘峙也就只是象征性地"威慑"他一下。
阎宝航回家之后没有和妻儿提到这件事，依旧我行我素，丝毫不在乎身边有多少军统特务跟踪着。
因为阎宝航身份特殊，许多党内外进步人士都将阎家当作抗日活动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场所，同志们一旦遇到了困难或者危险，第一时间也是来到阎家老店求助。
随着战争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从东北流亡到重庆，衣食没有着落的流民也来到阎家请求收容。
那时候的阎家老店一楼和三楼都住满了人，吃饭的时候都要三、四桌。重庆大轰炸后，为了收容更多的人，阎家院子里面搭起了棚子，孩子们都睡到了地板上。
为了支撑这个家，阎宝航明明收入颇丰，依旧身兼数职，家中还是常常入不敷出。
阎宝航的妻子高素到街上摆摊卖衣物，卖得了钱要赶紧到粮店去换平价米，孩子们不上学的时候也会跟着高素一起去摆摊。
高素是东北妇女，为了让家人和客人们能吃得更好一些，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天，她也坚持每天做大酱或者渍酸菜，还专门买了一盘石磨磨豆浆以改善生活。
那段时间，客人们吃什么，阎家人就吃什么，阎宝航夫妇从来没有一句话抱怨。
阎宝航的一位老友如此回忆当年的阎家老店：那时候的男男女女诸色人物，各路英雄好汉，没饭吃的落魄豪杰，流浪街头的志士，全都会到阎家吃一顿饭、喝一口水，所有也有人称阎宝航为"阎老佛"。
谁能想到，在这一栋人员复杂的小楼里面，还安装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电台。中共地下交通员纪华夫妇和电报员张志敏也住在里面。
就连高素和两个孩子都不知道，其实阎宝航早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他以富商的身份参加美军俱乐部的舞会，在赌场里和国民党高官饮酒豪赌，在街头和民间秘密社团成员打成一片，这一切都是为了为党搜集更多的情报，利用能利用的一切人脉关系，推进统战工作。
1941年6月5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夜间空袭，因为刘峙等国民党官员的严重失职和贪污，造成了"重庆隧道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