苻坚统一北方,建立强大的前秦帝国,离不开丞相王猛的辅佐。他对王猛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君臣搭配相得益彰,才在五胡乱华的乱世中创造了短暂的繁荣。可是这个繁荣没持续多久,王猛就在积劳成疾中突然离世。他临终前留下遗言,让苻坚警惕迁入关中地区的鲜卑、西羌各部,防范投降的少数民族的领袖,尤其是鲜卑名将慕容垂。他认为这些人迟早要祸害国家,必须尽快铲除。王猛还说,东晋虽然在偏安江南,并且在国势上落入下风,但毕竟是华夏正朔,希望前秦和东晋能够和睦相处。
可是对于王猛临终时的遗言,苻坚却一反常态的没有照办,这让他后来悔之不及。历史的发展正如王猛所预测的那样,苻坚果然在进攻东晋的淝水之战中遭遇大败,进而引发国家崩溃的连锁反应。而淝水之战后,关中的各民族纷纷起兵割据,北方大地陷入混战之中,原本统一的前秦帝国瞬间支离破碎。而苻坚也在这场混战中失败,最终被羌族首领姚苌绞杀于新平的佛寺之内。后人在读到这段历史时常常为苻坚的遭遇唏嘘不已,认为他如果听从了王猛的劝告,说不定能够提前两百年让华夏重归大一统的格局。
因此在分析这段历史时总是绕不开一个问题,为什么一贯对王猛言听计从的苻坚会忽略其遗言,最终导致灭国的悲惨结局?历史爱好者的圈子里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从主流观点来看,大多认为苻坚为人宽厚,做人仗义,他没有少数民族皇帝贪婪残暴的一面,反而善待战败投降的各民族及其首领,这才为后来的败亡埋下祸患。这种说法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但却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实际上从历史上苻坚的一贯治国风格来看,他犯错误不是过于宽厚仁慈,而是过于相信儒家治国的理念。
众所周知,苻坚是个非常推崇汉学的皇帝,在他执政期间大势推广儒家学说,建设各种教育机构,还带着皇族子弟和氐族权贵们主动学习儒家思想。正是因为如此,他在历史上评价非常高,被认为是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大融合的最重要推手。他在推广汉族和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又废除了前赵和后赵的民族分治策略,确立了“黎元应抚、夷狄应和”的基本国策,为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他的推动下,各民族逐渐解散部落,向汉族学习农耕文化,于是从游牧民族走向农耕民族,于是创造了前秦帝国短暂的繁荣期。
可是在苻坚推动这些民族融合大业的同时也埋下了祸根,这些祸根就来源于投降他的少数民族各部,其中以姚苌带领的羌族和慕容垂带领的鲜卑族威胁最大。王猛的遗言中预言到了这两个民族反叛的可能,并建议苻坚优先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对可能的危机保持警惕和防范。
很多人认为苻坚没有照做的原因是,他对儒家文化治理下的民族融合保持过于乐观的评价,被这种治理方式带来的社会繁荣所迷惑,放松了对姚苌和慕容垂的警惕,最终为自己埋下大患。可是从历史资料来看,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实际上苻坚没有听从王猛的遗言,其根源是对儒家之国盲目迷信所致。
儒家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影响极深,从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独尊儒术开始,就确立了儒家在我国古代整治中的主流地位。苻坚崇拜汉学,大规模推动汉化,将儒家作为国学,是前秦治理国家的基础,也是前秦飞速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原因之一。然而从苻坚的治国手段看,他推崇的并不是我们常说的汉朝儒家,而是古老和原始的先秦儒家。这两种思想虽然都起源于孔子和孟子,但在核心理念上已经有了较大区别。尤其是在治理国家的观念上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个差异性导致了苻坚对没有重视王猛的遗言,漠视了姚苌和慕容垂的潜在威胁。
实际上在汉朝之后,儒家学说在治国这一块已经完全没有遵循孔子的理念,反而融入了很多法家的思想。孔子在治国方面是非常推崇周礼的,以周朝分封制作为治理天下的基础策略,目标是重建尧舜禹三代天下大治的辉煌。所以在孔子的理念中非常强调周礼,推崇周礼的设计者周公旦。然而自秦朝以来,华夏大地进入了中央集权的时代,从秦始皇以法家治国,开始以郡县制替代分封制成为国家的基础。汉朝承袭秦朝,虽然制度上有所不同,但中央集权观念贯穿人心,所以汉朝儒家也吸收了这方面的经验和学说。
前文讲过,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替代分封制是天下发展的大趋势,而逆转这个趋势的改革必然走向失败。不论是王莽复古的新朝,还是晋武帝司马炎重新分封藩王,都给国家带来巨大伤害,最终造成天下的分裂和大乱。苻坚在治国上虽然推崇儒家,但是因学习方向不同,与汉儒的王猛治国产生了差别。
王猛治国采取汉朝模式,一方面重视民生打击豪强权贵,另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将氐族权贵各部大权收归朝廷。而被击败后投降的羌族、鲜卑等各族,王猛都主张分化瓦解。对于威胁较大的姚苌和慕容垂等人,他想尽各种办法除掉。可由于苻坚遵循孔子宽仁治国的思想,将这些人保留下来,最终使王猛未能得逞。
实际上在王猛执政时期就反复提醒过苻坚,让他多警惕和防范各族投靠的首领。可是苻坚不但没有放在心上,而且对这些人加以高官厚禄,让他们依旧统领旧部为前秦效力。可是这样的宽厚仁义不但没有感动这些人的狼子野心,反而助长了这些人的野心。在王猛治国时期,中央集权的管制让这些人没有反叛的机会。淝水之战之前,前秦国力强盛,军队强大,这些人也不敢挑战。可是淝水之战后,前秦军队在战争中消耗殆尽,这些人对于权势的欲望,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仇恨,让他们有了起兵挑战皇权的勇气。
深入的来分析其中的原因,还是苻坚采取的治国策略违背了历史的大势。苻坚重儒家并没有错,他也从儒家治国中尝到了甜头,前秦迅速崛起并统一北方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儒家治国讲究恩威并施,这符合天下大势的治国理念,也是从天道人心上解决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
而苻坚一味的讲究“恩”,机械的理解孔子仁义治国的方略,本身就走入了歧途。而孔子原来推崇的分封制早已被历史所抛弃,他却还在按照分封制处理氐族的皇族权贵、北方少数民族各部的问题。甚至给予他们分封领地,和在领地拥有私人军队的权力,这后来就成为他们起兵的根本。
没有了“威”的手段的制约,氐族权贵和少数民族各部的野心自然膨胀,也就对国家大权产生了觊觎。而苻坚在这方面既缺乏提前的准备,又缺乏有效的手段。在淝水之战前,他甚至没有对战败做出可能性的预备工作,这让他处于被动局面时难以翻身。他的这种轻敌草率的做法,从根本上还是对自己儒家治国盲目自信的结果。他天真的认为自己的仁慈会让这些部族和权贵感恩,能够团结起来帮国家渡过难关。可是真到了需要共赴国难之时,这些权贵和部族首领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瓜分国家资源,让自己发展成割据一方的土霸王。
王猛作为五胡乱华时期最杰出的丞相,他在临死前已经对这些问题有了预判,所以用遗言的方式留下治国策略。然而盲目自信的苻坚并没有重视这些建议,也未加强国内的治理,采取与东晋修好的策略,而是急急忙忙的与东晋开战,做着统一天下的春秋大梦。
实际上前秦的崛起正符合那句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国家快速崛起中根基薄弱和内部矛盾问题并未得到完全解决。而东晋在江南偏安多年,作为华夏正朔又根深蒂固,其战略深度远超前燕、前凉等国。前秦军队主动南下到东晋作战,各方面都不占先手,其结果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