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收税，要收多少钱才够花？这是一个无法回答也无法预测的问题。因为真实世界本就不可预测。 隋朝是历史上收税能力最强的王朝。历代王朝的老百姓都能偷税漏税，但隋朝不行。大隋县令真能把老百姓叫到衙门里，然后挨个数人头、记年龄。这就是所谓的大索貌阅。那么，隋朝的钱够花吗？ 隋文帝时代，真心够花，而且花不完。甚至，隋文帝都感叹说：朕既薄赋于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意思是我给天下百姓刚减完税，又大肆赏赐了有功将士，怎么国库又满了？然而，到了“富二代”杨广，这个钱就怎么也不够花了。三征高句丽，三次百万大出征，而且一年一次，根本没有中场休息。家里有什么矿，也经不起如此折腾。 既然如此，那就量入为出，省着点儿花，总能有个定数吧。 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仁宗年间发动了一场庆历新政。改革者范仲淹的新政原则，就是量入为出。庆历行政，既要提升效率又要限制政府规模、限制政府花钱。但是，新政也就持续了一年时间。因为官僚阶层集体抵制，大宋皇帝是与士大夫治天下，而不是与百姓治天下。但是，难道大宋皇帝就不花钱吗？ 北宋财政入不敷出，肇始于大宋官家而非肇始于大宋官僚。所谓三冗三费，既冗官、冗官、冗兵、冗僧和道场斋醮之费、多建寺观之费、靡费公用之费。除了冗官、冗兵，其余都与大宋官家积极关心“宗教文化事业”密不可分。 范仲淹顶多就是个宰相，宰相干不成的事，皇帝一定能办成。 于是，朱元璋雷霆出手。“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朱元璋把农业税作为大明财政收入的主体，而且搞了定额管理，以鱼鳞册为基准征收赋税。农业税限制住了，但还有商业税。所以，商业税也不能放过，而且一定搞得更僵化。朱元璋直接把洪武十八年的商税数额规定为历代大明王朝的定额，大明的商税不能超过洪武十八年。但是，朱元璋成功了吗？不需要满清入关和李自成起义，单就养活朱姓藩王就能拖垮大明财政。 我们只要把时间维度拉长，就会发现钱永远不够花。而前述的三个王朝还是内发的花钱冲动，而真实世界还有不可预测的外部冲击。所以，黄宗羲定律，只能算“从来不需要想起”的洞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