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学有“文以载道”的要求与传统，词语具有“词以载道”的特征。所谓“词以载道”，指除了词典诠释的词语本身的含义，词语的词面意义之外，还隐含着词语的文化蕴涵。词语的文化蕴涵大于词典的词义诠释。前者标注在词语的工具书中；后者意在词外，常能给人更广泛深刻的启示。

一者如反映社会生活内在本质及其逻辑关系的。鲁迅先生在《沙》一文中说：“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

钱仲书先生《论快乐》说：“在法语里，喜乐（bonheur）一个名词是‘好’和‘钟点’两字拼成，可见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我们联想到我们本国的说法，也同样的意味深永，譬如快活或快乐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乐事的飘瞥难留，极清楚地指示出来。”

汉·刘向《说苑·正谏》云：“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旁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刘向只说“此三者（蝉、螳螂、黄雀）皆务欲得其前利”，而给那位“在其下”者留了面子。其实，此三者岂不正是人之化身？其实，在其下的弹弓者，不亦欲得其暴利乎？当然，刘向没有说明弹弓者是否存在“其后之有患”；倘若弹弓者身后也有患，那就应该说“此四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弹弓者屏息凝神欲射黄雀，而不知官府在其上也”。弹弓者即使捕得黄雀，也不见得归其所有，尚有官府在其上，还得上缴。史载捕得蛇、蟋蟀，须如期按例交官，有柳宗元、蒲松龄为证。甚至包括鸡、猫、狗也在其列，因着宫廷斗玩好需要故也。自然，宫廷官员的奢靡造成民怨，又会引起朝代的更迭、历史的变迁。由此观之，万物皆后之有患也。人与虫鸟，性、境一致，故古人将“人为财死”与“鸟为食亡”相提而比论，对世间某些人，恐怕不无一定道理。倘民众社会官府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岂不悲乎？

尘世之名利权都可以争夺到。争即是斗，不择手段，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故曰“争名夺利” 、“争权夺利”。学问靠抱着与世无争的心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踏踏实实；十年寒窗，皓首穷经，持之以恒地去学习探索研究方能获得，靠争是争不来的，故曰“做学问”、“求学问”。同样，人之思想境界崇高也只靠修养心性，无法争到。

二者如反映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道德规范的。“姿色”即姿态、容貌。若拆开来，姿侧重于姿态，色侧重于容貌。从字形看，姿的要求对象主要是女性。姿色一词的词素是从来不倒置的，姿在前，色在后，主次重轻显明。古人更重视姿是有道理的。姿标示品格，作用于精神，表明文明；色可作商品，作用于感官，用于职业。旧时，一无所长，无法立足于社会者方才被迫出赁自己的色，与之相关的是些低下的职业。依赖手脑吃饭的人，大多保有其姿。独立性越强，其姿也越高雅。

“衣食住行”，词素如此排序，因衣虽为物，是为蔽体冷暖，但于人侧重精神文明，关乎“脸面”；古之所谓“男不露脐，女不露皮”。食乃侧重物质文明，关乎“性命”。在关乎脸面与关乎性命的问题上，礼仪之邦，自古是精神文明放在首位的，国人把精神人格礼仪看得比性命还重要，故有“饿死者事小，失节者事大”。今人的生活，吃的住的越来越好，穿得越来越少，恐怕要改说“食住行衣”了。

我国自古为道德社会，提倡道德修养。国人云：德高望重，而不说权高望重、名高望重，甚至也很少说功高望重、年高望重，显然是将“贤德”作为衡量人望、人品的主要价值标准，词语的词内肯定指向性，词外否定指向性不言而喻。

先民为词语提炼铸造，经历过漫长历史，无数社会实践体验与检验，甚至为摸索其文明精义付出过巨大代价。词语记录着生活的要义、文明的创造，成为凝固的历史、时代的标识、文化的轨迹、智慧的结晶、生活的测度、经验的标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教化和导引作用，是认识民族文明历史的重要途径，观察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户窗，推断民族价值观念的重要尺度。我们在使用“为富不仁、上行下效、腐败、君子固穷、穷忙、觉悟、”之类本身具有载道性的词语时，不能忽视词语所载负的词外人文蕴涵要义。人们想要学习古代文化，认识社会，准确使用词语，则需要全面深入地理解掌握词语中积淀的文化底蕴。

作者简介

邵孔发，教师、学报编辑。出版作品《襄水文集》《故园屐痕》《琅琊清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