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春秋战国，总绕不开“五霸”与“七雄”的对比。同样是诸侯争霸，为何春秋五霸常与“尊王攘夷”“存亡继绝”的道义标签绑定，而战国七雄只剩“灭国夺地”的赤裸角逐？今天就聊聊春秋五霸的渊源与没落，看懂这段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礼崩乐坏”的过渡史。

春秋五霸的崛起，始于周王室的衰落。西周灭亡后，平王东迁，周天子权威一落千丈，诸侯不再受王室约束，争霸战争逐渐兴起。但此时，“礼乐制度”的余温仍在，“尊王”（尊崇周天子）、“攘夷”（抵御蛮夷入侵）成为诸侯凝聚人心、获取霸权合法性的核心旗帜——这也是五霸与七雄最本质的区别：五霸的霸权，需要“道义背书”。

关于“五霸”的具体人选，历史上有两种主流说法：一是《史记》记载的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二是《荀子》认可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无论哪种说法，核心都围绕“以道义合诸侯”的标准。

其中，齐桓公是“尊王攘夷”的开创者。他任用管仲改革，国力大增后，打出“尊周室，攘夷狄”的旗号，北击山戎救燕国，南伐楚国责其不向周王纳贡，还召集诸侯会盟，被周天子册封为“侯伯”（诸侯之长），成为春秋首霸。晋文公则在城濮之战中退避三舍、守信义败楚军，后续会盟诸侯时，周天子亲自前往册封，霸权同样以“信义”为根基。即便是争议最大的宋襄公，虽因坚持“不重伤、不擒二毛”的古礼战败，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道义”对争霸的约束。

可以说，春秋五霸的渊源，是周王室礼乐秩序崩溃后的“过渡产物”——诸侯虽想争霸，但仍需借助周天子的名义、依托礼乐制度的框架，用“道义”包装霸权，形成“霸主主导、诸侯臣服、周天子名义存在”的平衡格局。

春秋五霸的辉煌并未持续太久，随着争霸战争的升级，“道义”逐渐从“霸权背书”变成“争霸负担”，五霸模式最终被更残酷的战国七雄模式取代，这背后是三重不可逆转的变化：

1. 霸权逻辑的转变：从“主导秩序”到“兼并土地”。早期霸主的核心诉求是“会盟诸侯、号令天下”，比如齐桓公葵丘会盟，约定“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本质是维护诸侯间的秩序；但到了春秋后期，楚、吴、越等国崛起后，争霸逐渐变成“灭国夺地”，吴王阖闾破楚入郢、越王勾践灭吴，都不再纠结“尊王”，而是直接以灭国为目标，道义约束逐渐失效。

2. 礼乐制度的彻底瓦解。春秋初期，诸侯会盟还需遵循礼乐礼仪，晋文公“退避三舍”、楚庄王“问鼎中原”时仍需顾及周天子颜面；但到了春秋末期，诸侯不再向周天子纳贡，甚至出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样的卿大夫篡夺诸侯权力的事件——连诸侯自身的合法性都不再依赖周天子，“尊王攘夷”的道义旗帜自然失去了意义。

3. 战争规模的升级。春秋时期的战争多为“车战”，规模小、时间短，胜负往往取决于礼仪和战术；而到了战国，战争变成“全民皆兵”的歼灭战，动辄数十万兵力对决，目的是彻底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在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中，“道义”成为最无用的累赘，战国七雄不再需要任何道义包装，直接以“统一”为目标展开兼并，春秋五霸的模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说到底，春秋五霸的“道义感”，并非诸侯天生仁义，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生存策略”——在礼乐未完全崩塌时，道义是获取霸权的最低成本；而当礼乐彻底崩坏，更直接、更残酷的兼并模式自然会取代它。

你更认可哪一版“五霸”人选？觉得春秋五霸的“道义”是真仁义还是权谋包装？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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