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26日清晨七点半，客厅里光线微明，开国上将叶飞的声音像往常一样平静，却裹挟着难以察觉的波澜：“袁瑞良，你真要走了？”

袁瑞良手中那份调令散发着新纸的微香，指尖却灼烫。他挺直腰背，声音清晰：“首长，组织安排，我得去。”

空气骤然凝固，老座钟的滴答声仿佛在丈量这五载朝夕。这五年，远不止履历上几行字迹——那是熔炼于生命中的“核心圈”底色。

五年前袁瑞良半只脚踏入核心圈，三年后他成为叶飞贴身秘书。初入叶公馆不久，一个“乌龙”便令他见识了老将军火山爆发般的震怒——家属区误收了寄给将军的香港吸痰器。叶飞当众训话，连夫人亦未留情面：“今后谁敢假我名义占便宜，休怪我翻脸！”

从此，一条无形铁律悬于袁瑞良头顶。五年间，他练就了金刚不坏的甲胄：奔驰轿车、纯金剪刀、剪彩红包……统统被一句“首长有规矩”挡在门外。外人以为是推托之辞，他心里雪亮：这是烧红的铁轨，寸步不可踏错。

叶飞的刚烈在反腐战场上尤显锋芒。1990年人民大会堂，万里委员长正论及腐败问题，话音未落，叶飞“腾”地站起，一掌击在桌面，声震全场：“腐败不除，国无宁日！”全场屏息。脱若男局长上前劝阻，将军一句硬邦邦的“不要你管”将她顶回。然而翌日清晨，叶飞却对袁瑞良说：“替我去道个歉，就说我昨日失态了。”——这坦荡的自省，让袁瑞良窥见了雷霆之下的温度与原则。

秘书与首长的深交常在寂静时分。1992年南京冬夜，宾馆里叶飞早早熄了灯。凌晨时分，袁瑞良却见老将军披衣而起，在台灯微光下伏案疾书。袁瑞良欲代笔，叶飞只摆手道：“你睡，我写。”第二天，一沓力透纸背的手稿递来：“看看，缺什么补什么。”——思想无需他人代笔，这无声的示范胜过万语千言。

将军的爱好朴素如泥土：读报、鲁迅、围棋。他常对不会下棋的袁瑞良打趣：“这个秘书啥都好，就是不会陪我杀两盘！”说完自己先朗声大笑。1992年春，北京某实验小学急需领导支持上电视，袁瑞良硬着头皮向叶飞求助。将军反问：“支持教育，你怕什么？”第二天他一身灰布中山装出现在校园，面对红领巾的簇拥，朗声道：“跟着共产党，才有前途！”——镜头记录下孩子们长达十分钟的欢呼。

1995年，福建急需懂中央流程与基建的干才，袁瑞良被点将赴莆田任副市长兼高速公路总指挥——46公里路，14亿巨资，无数双眼睛虎视眈眈。

临行前夜，书房灯芯将烬。墙上“慎独”二字墨迹如铁。叶飞未谈工作，未交人脉，只示意袁瑞良坐下，缓缓吐出五个字：“记得洁身自好。”

袁瑞良心口猛震，喉结滚动。他本期待千叮万嘱，未料竟是这最朴素、也最沉重的箴言。这五个字，化作他此后三年征途上最坚硬的甲胄。

在莆田，诱惑如潮。投标书堆积如山，各色人等软磨硬泡，称兄道弟。袁瑞良永远只有一句冰冷如铁的回应：“本人无价，不卖！”

福建省纪委报告最终白纸黑字：“未见一分一厘不明资金流入个人账户。”1996年他被评为全省厅级干部廉政典型。消息传至北京，叶飞正复印鲁迅手稿，合上复印机盖，只微笑道：“好啊。”——旁人或许不解，这二字里却蕴着老将军最深的欣慰。

1999年4月18日，叶飞将军溘然长逝。袁瑞良乘最早一班飞机抵京，在灵前伫立良久。祭拜完毕，他对着遗像轻声道：“首长，我做到了。”千钧承诺，尽在此言。

后来他将调令与叶飞手书“洁身自好”条幅同裱悬于书房门侧。有人问为何不写大字？他答：“字大易忘，小字常看。”抬手轻抚玻璃框，那承诺的重量仿佛穿透岁月，触手可及。

岁月奔流，福建的高速公路已成经济血脉，国家反腐制度日益严密。这些宏大叙事与一句私人嘱托，如同两条并行的铁轨，在时光深处彼此映照。

叶飞一生证明：英雄握枪执笔，亦可空手而立，唯“洁身自好”是立身之本；袁瑞良用三十年诠释：纵离权力中枢，初心依然能成为不沉的方舟。

那五个字穿透近三十载风雨，至今铮铮作响。它提醒我们：制度铁笼固然紧要，但真正守护堤坝的，永远是人心深处不溃的基石。

在物欲喧嚣的浪潮里，人心中若有这样一件无形甲胄，便不会在暗礁密布的航程中倾覆——它不声张，却足以抵御巨浪；它不耀眼，却能在长夜里锚定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