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时，大人物们英明神武的形象，总让让身为平凡人的你我自惭形秽。然而，揭开历史的幕布，我们也总能发现，大人物们也有普通人的荒诞、迷茫和局限。他们和我们一样在“时代的浪潮中挣扎”，充满反差、滑稽与投机。也是在此时，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完美历史形象”其实并不存在。这一点，在张勋复辟的人物群像里面更是显露无疑。

1917年7月1日，张勋率辫子军突袭紫禁城，支持12岁的溥仪重新登基，改年号为“宣统九年”，宣告“清朝回归”，张勋自封“忠勇亲王”。

复辟令下，北京商家被勒令悬挂龙旗。但民国六年，龙旗早已绝迹。商家只好连夜用黄布画龙，因不熟悉龙纹，有的画成“四爪蛇”，有的龙眼画反，被市民戏称为“纸糊龙旗”。许多清朝旧臣家中尚存朝服，但年轻官员无此物。有人租戏服充数，导致朝堂上出现“蟒袍配马褂”“顶戴歪斜”的滑稽场面。更有甚者，因朝珠丢失，用念珠代替，被御史弹劾“亵渎圣朝”。

而张勋的倒行逆施，也很快就遭到国内外的声讨。各国公使馆拒绝承认复辟，段祺瑞在天津组织“讨逆军”。7月12日，段祺瑞率讨逆军攻入北京，辫子军迅速溃散，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溥仪退位。

然而，这场仅仅12天的复辟大戏却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无论是清朝的遗老遗少，还是民国政府的地方实力派，大人物在复辟风潮中的反差，无不充满滑稽与投机，让人啼笑皆非。

张勋：逆时代的复辟“小丑”

作为复辟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和执行者，张勋曾公开宣称 “非复辟不能救中国”，也因此，他在民国成立后仍坚持留辫（其部众称 “辫子军”），表面以 “恢复大清” 为己任，实则是想借复辟攫取更高权力。当太保世续劝他剪辫时，他竟在溥仪面前辩称："辫子能防奸宄之徒混入"，并得意于街头突然涌现的"假辫子民众"，认为这是"民心所向"。

1917 年，张勋以 “调解府院之争” 为名，率 5000 辫子军入京，未经任何政治协商、未考虑军事部署，便仓促宣布溥仪复位，并颁布 “谕旨” 恢复宣统年号、废除民国法令。整个复辟过程，他既未争取到北洋军阀的普遍支持，也未安抚民众情绪，甚至连官员任命都混乱不堪。他让前清遗老仓促上任，有人穿不上朝服就用戏服代替，有人连 “谢恩折” 都不会写，场面滑稽。

复辟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哗然，段祺瑞组织 “讨逆军” 进攻北京。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仅 12 天便全线溃败。他本人从清宫逃入荷兰使馆避难，复辟闹剧草草收场。

康有为：“本朝从未有无须宰相”

康有为曾是戊戌变法的核心推动者，高举 “君主立宪” 旗帜，主张学习西方、变革制度，是清末 “进步文人” 的代表。然而，在张勋复辟中，康有为的行为堪称 “颠覆认知”。

先是主动联络张勋，为复辟起草《复辟宣言》，将民国称为 “乱世”，宣称 “非复辟不能救中国”，完全否定了自己早年倡导的变革理念。而当复辟成功后，康有为便渴望担任 “内阁大学士”。不过，因为他在戊戌变法后剪发易服，复辟时辫子仅长六七寸，被讥为“蒲草辫”。从而遭到瑾太妃否决：“本朝从未有无须宰相”。康有为为此急购生须水涂抹，甚至“揽镜自照如农夫望禾苗”，然最终未能如愿，仅被任命为 “弼德院副院长”，气得他私下抱怨 “张勋是个武夫，不懂政治”。不过，康有为仍然身穿清朝朝服，头戴红顶花翎，大摇大摆出入紫禁城，俨然“帝师”姿态。

从 “维新先锋” 到 “复辟急先锋” 的转变，彻底击碎了时人对他 “文人风骨” 的最后期待，鲁迅曾评价他 “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拉，拉还是拉，然而他拉了一通，连车带人掉到沟里去了”。

前清遗老的滑稽幻象

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北大校长）的刘廷琛，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政治人物、书法家及教育实践者。其首创分科教学体系，奠定近代高等教育基础。

作为复辟核心策划者，刘廷琛在御前会议上力主恢复纲常名教，甚至亲自在复辟诏书中加入“以纲常名教为宪法之精神”等语句，被帝师陈宝琛赞为“半部《论语》治天下”。

复辟时，刘廷琛作为内阁成员积极参与强制推行三跪九叩礼，其“辫子不剪”的言论与张勋的“头可断，辫不可剪”形成呼应。然而，复辟仅12天即失败，宣称“吾既忠于故君，当与同尽”的刘廷琛迅速剪辫并致信段祺瑞表忠心，与复辟期间言论形成鲜明反差。《顺天时报》的批评其“口号复辟，投机保命”。

沈曾植，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被誉为“中国大儒”。31岁中进士，受光绪帝师翁同龢赏识，历任刑部主事、安徽布政使等职，精研律法与舆地之学。早期支持维新变法，失败后转向文化改革，提出“务财劝农，通商惠工”等纲领。

这位精通经史的遗老在复辟期间，竟用《易经》占卜论证“复辟天意”，将唐肃宗灵武劝进的历史事件与复辟类比，宣称“乾卦九五，飞龙在天，正应今日”。复辟失败后，他连夜烧毁手稿，称“天机不可泄露”。其牵强附会的“学术论证”被《大公报》讽刺为“用《易经》给复辟开光”。

胡嗣瑗，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北洋法政学堂总办等职。民国初年因文名受冯国璋赏识，任直隶督军公署秘书长。作为复辟期间的“内阁阁员”，他坚持用文言文起草诏书，甚至要求恢复“跪呈”奏折制度。某次因写错一个“朕”字，竟当众自扇耳光，高呼“罪该万死”。其迂腐的仪式感被时人比作“活着的木偶戏”。复辟失败后，胡嗣瑗隐居杭州。1922年起追随溥仪，成为其核心幕僚，负责天津“行在办事处”事务，被溥仪称为“胡大军机”。1932年随溥仪赴东北，任伪满洲国执政府秘书长，后因日方不满调任参议。

郭曾炘，光绪六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礼部右侍郎等职，并担任实录馆副总裁，主持编修《德宗本纪》。

在张勋复辟期间，郭曾炘作为遗老群体中的活跃分子，每日前往溥仪处痛哭流涕，甚至因情绪过于激动而晕厥。复辟失败后，他立刻停止表演，并写信给段祺瑞称“痛改前非”。《京报》讥讽其“眼泪比复辟的寿命还长”。

北洋军中的变脸大师们

张镇芳，清末民初重要政治人物，与袁世凯有姻亲关系（其姐为袁世凯兄嫂），其子张伯驹为民国四公子之一。

作为张勋的盟友，张镇芳复辟前高喊“誓死效忠清室”，拿出自己的私产资助辫子军，声称 “愿为大清复国立功”。因此，张镇芳被任命为度支部尚书，积极筹款并支持复辟。荒唐的是，他试图将民国的财政收入纳入 “复辟政权”，结果因银行拒绝配合、官员抵制，连军费都无法筹集，导致辫子军军饷短缺，士兵士气低落。

失败后，张镇芳第一时间向段祺瑞告密，称“张勋擅自行动，与我无关”。其反复无常的嘴脸被《申报》称为“川剧变脸”。

冯国璋是北洋直系首领，复辟初期曾秘密发电报 “祝贺” 溥仪复位，试图借此试探局势，甚至暗中与张勋联络，希望在复辟政权中分得一杯羹。但当他看到全国反对复辟的浪潮高涨、段祺瑞 “讨逆军” 势不可挡时，立刻转变立场，通电谴责张勋 “背叛民国”，并出兵协助 “讨逆”。

其后，由于张勋死党万绳栻掌握冯国璋支持复辟的“黄绫子”证据，冯国璋不得不以20万现洋买回销毁，此事成为北洋系政治投机的经典案例。

王士珍与段祺瑞、冯国璋并称为 “北洋三杰”，因性格沉稳、善于调和矛盾，被视为北洋系的 “老好人”。但在复辟事件中，他的 “沉默” 与 “妥协”，彻底打破了 “北洋元老” 的形象。张勋入京后，以 “北洋兄弟” 的名义拉拢王士珍，希望他出任 “内阁陆军大臣”。王士珍虽不认同复辟，但因不愿得罪张勋，也不愿公开反对，竟选择 “默认”，甚至一度协助张勋维持北京秩序。

当段祺瑞组织 “讨逆军” 时，派人劝说王士珍倒戈，他仍犹豫不决，直到看到辫子军节节败退，才最终通电 “反对复辟”，并出任 “京师治安会会长”，协助段祺瑞稳定北京局势。他的 “骑墙” 态度，不仅让北洋系内部对他失望，更被时人讽刺为 “老滑头”。作为北洋元老，他本应坚守共和底线，却因个人利益的考量选择妥协，最终沦为复辟闹剧中的 “被动参与者”。

倪嗣冲是北洋皖系将领，时任安徽督军，复辟时率先通电 “支持”，并宣布安徽 “恢复大清建制”，甚至派人到北京 “朝贺”。但当他得知张勋的辫子军战败后，立刻撕毁 “复辟通电”，转而宣布 “服从民国政府”，并出兵攻打张勋残部，其 “墙头草” 行为被时人讽刺为 “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张勋复辟发生在民国建立 6 年后，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然而，参与者们却看不到真实的民意与趋势，仍然相信武力和投机之道。

他们或为个人野心，或为旧权私欲，无坚定信念，又短视虚伪，从而让自己在这场仅持续 12 天的复辟闹剧中，所作所为让人 “大跌眼镜” ，“光环尽失”，成为莫名其妙的笑柄与“丑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