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纯属虚构，配图来源AI。

好久没和大姐联系了，那天我打了个电话给她，电话接通，那头传来大姐熟悉又带点沙哑的嗓音，一句像石头一样又沉又硬的话砸了过来：“老妹儿，我怎么觉得我活够了呢。”

我握着手机的手心瞬间就冒了一层冷汗，心猛地一沉。窗外阳光正好，我却感觉一股寒气顺着脊椎爬上来。

“姐？你说啥胡话呢？”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还是遇到啥难事了？”

“没有，”大姐的声音懒洋洋的，透着一股提不起劲的疲惫，“啥事没有。就是觉得没意思，真没意思。整天睁开眼，不知道这一天有啥可期待的，没有惊喜，也无欲无求的。自己待时间长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感觉活着都多余。”

我听着，心里又急又疼。大姐今年六十多了，已经退休了。以前在单位是做财务的，严谨，也利索。退休头两年，还经常在家庭群里发她旅游的照片，或者新学的菜式。

姐夫走得早，她儿子在外地成了家，一年也回来不了一两次。以前觉得她一个人过得挺充实，怎么突然就……

“你以前不是挺爱打麻将的吗？”我试图勾起她的兴趣，“跟楼下老姐妹们玩玩，输赢不说，也是个乐呵。”

“不玩了，”她干脆地拒绝，“今天输明天赢的，没啥意思。一坐坐一天，腰酸背疼，挺累的。不想玩了。”

“那……找朋友聊聊天呢？逛逛街，买点新衣服穿，心情就好了。”我又提议。

“找谁聊啊？”大姐反问，“有啥可说的呢？翻来覆去就是那些老黄历，孩子们那点事。她们也都看孙子孙女，忙得很。

逛街？商场那么大，转悠一天也未必买到一件合身的，累得慌，不想去。楼下跳广场舞的倒是热闹，我不想动，没精神头。现在啊，整天在家头不梳脸不洗，连门都不想出。”

“出去旅旅游呢？散散心。”我几乎是在恳求了。

“旅游？”大姐的语气里连一点波澜都没有，“感觉去哪儿都差不多，人山人海的，不想去凑那个热闹。就想搁家呆着，清静。”

她顿了顿，总结似的说：“老妹儿，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其实真没啥具体的事，就是每天情绪低落，不愿意和人说话，找不到一件能让我高兴起来的事。心里还老是烦躁。就是活一天算一天，对付着活吧。”

她的话像一盆凉水，把我从头浇到脚。这不像我认识的大姐了。我记忆里的大姐，是年轻时为了给我们弟妹交学费，加班加点毫无怨言的那个坚强女人；是儿子小时候发烧，她一个人半夜背着去医院，眼眶通红却不肯掉一滴泪的母亲；是退休时，还笑着说“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的乐观的人。现在，她身体硬朗，经济无忧，怎么就被这种无形的“没意思”给困住了呢？

我握着电话，脑子里飞快地转着，想说点大道理，什么“想想开心的事”、“多运动对身体好”、“为了孩子也要好好活”，但我知道，这些空洞的话此刻对她毫无用处，甚至可能让她更反感。我得说点别的，说点能真正触碰到她心里那根弦的话。

我们俩握着电话，陷入了沉默。只能听到电话那头她微弱的呼吸声，和我这边自己有些急促的心跳。

忽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那是很多很多年前，我还是个半大孩子，大姐刚工作不久。夏天，她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一条漂亮的连衣裙，白色的底子，带着红色的小圆点。我高兴得又蹦又跳，她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笑得特别满足。

那天傍晚，她拉着我的手在厂区的生活区里散步，路边的栀子花开得正盛，香气浓郁。她指着天边绚烂的晚霞，对我说：“小妹，你看，多好看。以后姐挣钱了，带你去更多好看的地方。”

那个眼睛里有光，对生活充满热爱和期待的大姐，和现在电话里这个说“活够了”的大姐，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我的心被这个对比狠狠地揪了一下。一股冲动让我脱口而出，声音不大，却带着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哽咽：

“姐，”我轻轻叫了她一声，“你还记不记得，我那条红白点的连衣裙？你第一个月工资给我买的。”

电话那头，是一片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或者她不想再听了。

“姐？”我试探着又叫了一声。

然后，我听到了极力压抑的、细微的吸气声。接着，那压抑彻底崩溃了。

大姐哭了。

不是小声的啜泣，而是那种仿佛憋闷了太久，终于决堤的、带着委屈和巨大伤痛的呜咽。哭声通过电话线传过来，像钝刀子一样割着我的心。

“姐……你别哭啊，姐……”我慌了，连声安慰，自己的眼圈也忍不住红了。

她哭了有好几分钟，声音才慢慢低下去，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抽噎。

“那条裙子……”她终于带着浓重的鼻音开口了，声音因为哭泣而破碎，“你……你那时候……高兴得像个小燕子……满院子跑……那栀子花，真香啊……”

“是啊，真香。”我重复着，眼泪也掉了下来，“姐，你那时候还说，要带我去看更多好看的地方呢。”

她又沉默了一下，然后长长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那口气里，仿佛吐出了积压许久的浊物。

“老妹儿……”她的声音疲惫，但似乎少了刚才那种令人窒息的麻木，“我……我好像把那个自己给弄丢了。我把那个会觉得栀子花香，会觉得晚霞好看，会盼着明天的自己……给弄丢了。”

她的哭声停止了，但那种巨大的悲伤和恍然，比哭声更让我震动。

“没丢，姐。”我坚定地说，仿佛要通过话语把力量传递给她，“她就在你心里头，只是睡着了。你累了，需要歇歇，也需要有人提醒你一下。”

那天，我们后来又断断续续聊了很久，没有再提“活够了”这样的话。我们聊起了很多过去的往事，那些艰难的，但更多的是充满生命力和烟火气的细节。

聊起父亲厂里食堂的大肉包子，聊起她年轻时偷偷烫头发被母亲骂，聊起她儿子小时候的糗事……电话那头，大姐的声音渐渐有了一丝温度，虽然依旧疲惫，但不再是一片冰冷的荒芜。

挂了电话，我久久无法平静。我知道，大姐的这场“情绪感冒”不会因为我一通电话就彻底痊愈。她需要重新找到和这个世界连接的方式，需要在不被人需要的退休生活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后来，我专门去她家住了一段时间陪陪她，给她带去了几本她年轻时爱看的小说，又撺掇着外甥多给她打视频电话，让她看看小孙子咿咿呀呀学语。

我还“拜托”她帮我整理一些老照片，说我想做个电子相册。我没再催促她出门，也没再讲那些空洞的大道理。

改变是缓慢的。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偶尔会在家庭群里看到她发的照片，有时是一盘她刚刚拌好的凉菜，碧绿的黄瓜丝衬着红色的辣椒油，看着就让人有食欲；

有时是阳台上的花开了，她拍了个特写，花瓣上还带着水珠。她的话依然不多，但那种令人担心的死寂感，似乎在慢慢消退。

前几天，她突然给我发了一条语音，声音里带着一点久违的、不好意思的活力：“老妹儿，楼下居委会搞了个什么老年手机班，教怎么用手机买菜、挂号、拍小视频，她们非拉我去……我听着好像还挺有意思的。”

我听着语音，看着窗外依旧明媚的阳光，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