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上海，春风里还带着点凉意。柳如烟坐在区民政局门口的长椅上，手里攥着本绿色的残疾证，封面被手指摩挲得发毛。证上“精神类、贰级”几个字，像根细针，扎得她眼睛发酸——半小时前，她和结婚15年的丈夫张三，就是因为这本证，被挡在了离婚登记的窗口外。
“大姐，不是我们故意卡你。”窗口的工作人员指着离婚协议书上柳如烟的签名，语气带着无奈，“您这残疾证是精神二级，按规定，我们没法确认您是不是真的想离婚，协议离婚办不了，只能去法院走诉讼。”
柳如烟当时就懵了。她低头看了看身边的张三，男人手里的协议书皱成了一团，脸上是和她一样的茫然。怎么就办不了呢？他们俩明明谈了半个月，从孩子的抚养权到家里的存款，一条条都掰扯清楚了，连最小的细节都没漏——大女儿10岁跟爸爸，小儿子8岁跟她，每月张三给两千抚养费，老房子留给两个孩子，存款一人一半。她以为只要两个人都同意，签字画押，就能把这段像“监狱”一样的婚姻结束，可偏偏卡在了这本她结婚三年后才办的残疾证上。
“我能自己做饭，能送孩子上学，能给孩子洗校服，怎么就不能自己决定离婚？”柳如烟忍不住提高了声音，眼泪跟着涌了上来。工作人员没再多说，只是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法院的咨询电话。那天的风特别大，柳如烟拿着纸条走出民政局，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连张三递过来的纸巾，她都没接。
柳如烟第一次知道自己有精神问题，是在16岁那年。那天她突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说总听见有人跟她说话，父母带她去医院检查，说是家族遗传的精神障碍，从那以后，药就没断过。但这么多年，她从没让病情影响过生活：婚前在纺织厂上班，手脚麻利，同事都不知道她吃药；嫁给张三后，家里的活儿她包了大半，孩子出生后，喂奶、换尿布、辅导作业，全是她一手操持。
也就是三年前，社区网格员上门登记，说她这情况能办残疾证，以后看病能报销，还能领点补贴。柳如烟想着能给家里省点钱，就跟着去办了。当时她拿着证还跟张三开玩笑：“以后我也是有‘保障’的人了。”可她怎么也没想到，这本为了“省点钱”办的证，会在离婚这件事上，成了拦路虎。
其实柳如烟想离婚，不是一时冲动。这15年的婚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味的？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大概是从张三换了工作，每天加班到半夜开始？还是从两个孩子接连上学，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两人总为钱吵架开始？她只记得，从前两人还会一起在饭后散步，张三会给她买根糖葫芦；可后来，饭桌上只剩孩子的吵闹声，两人连话都懒得说，一说话就吵——她嫌张三不管孩子，张三嫌她“事儿多”，连她吃药，张三都偶尔会说“你是不是又想多了”。
“我觉得这日子像坐牢，”有天晚上，孩子睡了，柳如烟跟张三说，“不如分开吧，对谁都好。”张三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柳如烟以为，这是这段婚姻里，两人少有的“达成一致”，却没料到，民政局的一扇窗，把他们拦在了门外。
从民政局回家的路上，柳如烟的手机响了，是她的老同学李姐。李姐听她说了这事，顿了顿说：“我认识个律师，叫袁诗芳，专打婚姻官司，尤其懂残疾人的事，你找她问问？”
柳如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通了袁诗芳律师的电话。约定见面的那天，她特意穿了件干净的外套，把残疾证和离婚协议书都放进了包里。袁律师的律所不大，但很温馨，沙发上放着靠垫，桌上还摆着糖果。“坐，别紧张，慢慢说。”袁律师给她倒了杯热水，温和的语气让柳如烟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些。
听完柳如烟的讲述，袁律师拿起她的残疾证看了看，说：“柳姐，你先别着急，民政局不给办，不是故意刁难你，是有法律依据的。”她解释道，协议离婚的前提是“双方自愿”，而“自愿”的基础是双方都得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简单说，就是得能清楚判断自己做的决定是什么，后果是什么。“民政部门没法判断你是不是真的‘自愿’，毕竟你有精神二级残疾的记录，所以才会让你去法院。”
“可我能自理生活，能管孩子，怎么就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柳如烟还是不解。
“这就是关键了。”袁律师说，“精神残疾等级和民事行为能力，不是一回事。比如有些人是轻度智力残疾，但能正常工作、结婚，法律上就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反过来，有些人没办残疾证，但确实有精神疾病，也可能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你有精神二级残疾证，但这不代表你一定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得靠专业的鉴定说话。”
袁律师给她举了个例子：之前她接过一个案子，当事人是精神三级残疾，能开小卖部，自己管账，最后法院鉴定他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顺利离了婚。“所以对你来说，第一步就是去做‘民事行为能力鉴定’，如果鉴定结果是你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你就能自己去法院起诉离婚；如果不是，那就要找个监护人，帮你处理离婚的事。”
“监护人？”柳如烟愣了，“我爸妈早就走了，我哥我姐都快70了，身体不好，连自己都顾不过来，谁能当我的监护人？”她的声音有点发颤——父母过世后，她总觉得自己是“没人管”的人，现在连离婚都要找监护人，她突然觉得特别无助。
袁律师看着她的样子，递过一颗糖果：“柳姐，你别慌。法律有规定，要是没有近亲属能当监护人，居委会或者村委会可以‘托底’，担任你的监护人。”她解释道，像柳如烟这种情况，只要向她所在的居委会提出申请，居委会会开会讨论，确认没有其他合适的监护人后，就可以指定工作人员作为她的法定代理人，帮她处理离婚诉讼的事。“也就是说，就算没有亲人帮你，居委会也能帮你撑起这个事。”
听到这话，柳如烟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她捏着那颗糖果，糖纸在手里揉出了声音：“那……鉴定要多久？起诉又要多久？”
“鉴定一般要一两个月，起诉的话，如果对方同意离婚，证据也齐全，三四个月就能出结果。”袁律师给她列了个清单，告诉她要准备的材料：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残疾证、离婚协议书（作为双方有离婚意愿的证据），还有孩子的出生证明、财产证明。“你先去社区医院开个介绍信，然后去指定的司法鉴定所做鉴定，鉴定结果出来后，我们再去居委会申请监护人，之后就能去法院立案了。”
离开律所的时候，外面的太阳出来了，照在身上暖暖的。柳如烟走在人行道上，第一次觉得，离婚这件事，不是“死路一条”。她给张三打了个电话，说清楚了下一步的计划，张三在电话那头说：“我陪你去鉴定，需要我做什么，你随时说。”
挂了电话，柳如烟摸了摸包里的残疾证。这本曾经让她觉得“有保障”，后来又让她“绝望”的证，现在似乎也没那么可怕了。她想起袁律师说的话：“法律不是要卡你，是要保护你——既保护你不被别人强迫做决定，也保护你能自己做决定的权利。”
现在，柳如烟已经预约了下月初的司法鉴定。每天早上，她还是会像往常一样，给孩子做早餐，送他们上学，然后去菜市场买菜。只是现在的她，心里多了一份笃定——她知道，就算自己有精神二级残疾，也有权决定自己的婚姻；就算路上有阻碍，也有法律和居委会帮她撑腰。
其实，像柳如烟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很多人以为“有精神残疾就不能离婚”，或者“民政局不给办就没辙了”，但实际上，法律从来没有剥夺精神残疾人离婚的权利，只是多了一道“确认民事行为能力”的程序——这道程序不是“门槛”，而是“保护伞”。
对于精神残疾人来说，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帮助，但他们同样拥有自主决定生活的权利：能自理生活、能判断自己意愿的，就该尊重他们的选择；确实需要帮助的，也该有居委会、律师这样的力量伸出援手，帮他们走完流程。毕竟，婚姻的“开始”需要自愿，“结束”也该如此——不管有没有残疾证，每个人都该能为自己的人生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