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作者 |树东

本篇编辑 | 猫须

插图来源 | Lee Kyutae

序章：那个响起警铃的夏日午后

在窒息感的边缘，我听到了女儿带着哭腔却异常清晰的声音：“喂，110吗？我爸爸在打我妈妈，你们快来……”随之而来的是前夫狠命地往地上摔手机，把我的苹果手机和女儿的华为手机摔了个稀碎，然后扬长而去！

那一刻，我前所未有的清醒：我苦苦维持的、看似完整的家，早已是一个充满恐惧的牢笼。而我这艘在黑暗中漂泊太久的船，终于被女儿这座灯塔，照见了回家的路。

每一个深入骨髓的选择，都藏着童年的烙印。

半年后，继母进门，而父亲对我下达了最高指令：以后她就是你亲妈，隐瞒母亲的真实情况。工作后，我也被要求隐瞒大学毕业因就业不顺而患上抑郁、服药两月的经历。

女儿的降生，本应是喜悦，却成了牢笼加固的开端。

我所有的谈话内容都围绕着孩子，从一个独立的个体，被压缩成“好妈妈”、“好老婆”的符号。“我”消失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一个字都看不进去，只能反复地站起、坐下、走向门口、再返回……我觉得自己完蛋了，工作保不住了，人生失败了。

而我，在第二天登上了最高的楼顶。

楼下的商铺正在放鞭炮，我怕弄脏了人家门前的道。这个荒诞而真实的理由，救了我一命。后来，我在家用铁丝勒脖子，却在濒死时刻接到了科长的电话，吓得我赶紧松开……

前夫最初是吓坏的，他在客厅里边哭边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他一个农村的孩子怎么有机会在县城买房子。那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对我流露的、掺杂着利益的感激。

我一边服药治疗，一边在“我是个骗子、病人”的指责中艰难度日。一个月后，我的睡眠和情绪基本恢复，工作生活重回正轨。但裂痕，已经无法弥合。

寻找裂隙：在公益与才华中喘息

女儿上幼儿园后，我的时间稍微宽松。我拼命地寻找“我”还存在的证据。我参加了蒲公英志愿者协会，去敬老院包水饺，到西山捡垃圾，免费带领孩子们读国学经典。在给予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久违的价值感。

我陆续参加了县里、市里、省里的演讲比赛、才艺大赛、朗诵大赛，多次获奖；我被评为了市级优秀阅读推广人、新时代文明实践优秀志愿者、县三八红旗手、慈善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这些社会层面的认可，像一束束微光，照亮了我在家庭中被贬低得一文不值的自我。

然而，这只是平静期和轻躁狂期的自己。我的情绪问题并未根除，它像一座休眠的火山，在抑郁和躁狂之间周期性爆发。

躁狂时，我判若两人，怼天怼地，自恋自大，会为女儿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比如想当滑冰运动员）倾尽所有，卖车买装备，设想每两周飞去青岛训练……这对工薪家庭是灾难性的，但当时的我完全失控。

尽管在婚姻中满目疮痍，但我必须公允地说，前夫在孩子小的时候，曾是一个有爱心、有耐心的父亲。

我们就在这种拉扯、争吵、间歇性平静的循环中，度过了十多年。直到那个他再次掐住我脖子的夏天。

· 它打破了沉默：家暴不再是“家务事”，它被赋予了公共属性，必须接受法律的审视。尽管我选择了放弃，但我依然感受到了来自法律的安全感。

· 它指明了方向：我不能再让我的女儿，在一个用暴力解决问题的环境里长大，重蹈我对亲密关系的恐惧。我必须为她，也为自己，建立一个安全、尊重、平等的生存空间。

离婚，不是一个悲剧的结局，而是一个生命新篇章的序曲。

这个行为，标志着我从“被治疗者”到“助人者”的身份转变。我开始用专业的眼光审视自己的过去，也将自己的痛苦经验，转化为理解与帮助他人的资源。

许阿姨在给我女儿校长的信中动情地写道：“当初我只帮助了一个大学生，没想到15年后她们母女却帮了我们社区30多位老人。”

今年夏天，我连夜从 1800 公里以外的大草原赶回县城参加红色故事宣讲大赛的决赛，即便只睡了三四个小时，PPT 制作、写演讲稿都是自己一个人做，但我依然在强手如林的选手中荣获二等奖。

我是一位从深渊里爬出来的战士，是一位用才华和坚韧为自己加冕的女性，是女儿眼中，虽然不完美但始终在努力生长、永不放弃的妈妈。

心理疾病不是你的耻辱，暴力（无论冷热）没有借口，你的才华和价值尤其是在轻躁狂期表现出的高创造力，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财富。 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强者改变的开始。

我行，你也一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