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场上，有兵才有权？1935年的国民政府军衔叙任，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
手握重兵的"四川王"刘湘仅获二级上将，而早已失去兵权的冯玉祥却赫然位列陆军一级上将…
这位曾隐居泰山的"光杆司令"，麾下无兵无将，竟能力压实权军阀跻身军界巅峰。
更匪夷所思的是，一级上将名单里，八人中有三位竟是手中无兵的光杆司令。
蒋介石为何宁可捧“虚名军阀”，也不给实权将领更高地位？
……
1935年4月起，国民政府根据之前出台的《上将任官施行条例》，正式叙任和公布了陆军上将名单，其中不分军种的“特级上将”，只授给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人，这玩意儿没啥悬念，而第二梯队的“陆军一级上将”名单，格外受人关注，毕竟这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充满竞争的军衔！
首批公布的名单上有八个人：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不久追加陈绍宽为海军一级上将。民国海军弱不禁风，没啥讨论的必要，重点是八名陆军一级上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后世学者的解读中，有种说法是除黄埔系的何应钦之外，其他陆军一级上将，皆是手握军权的“一方诸侯”，在一盘散沙构成的国民革命军系统中，对这些诸侯不得不进行平衡和安抚，诸如什么桂军、粤军、湘军和晋绥军等等。
这种解读其实是片面的，以西北军统帅冯玉祥为例，早在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原“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分崩离析。西北军战败后没有被缴械的部队，要么投蒋要么投张，总之不再听冯玉祥的命令了。
而通电下野的冯玉祥，从此失去了军权，一度寓居泰山之上，受到济南和南京的双重监视。老冯当然不太甘心，曾于1933年5月潜到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并自兼总司令，部队迅速扩大到十余万人。
但在蒋军和日军很有默契的联合剿杀下，至当年10月底，抗日同盟军归于失败，弹尽粮绝最终仅剩四五百人，不得不宣布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前敌总司令方振武、总指挥吉鸿昌化装逃离，冯玉祥又一次沦为光杆司令，只好重登泰山再做寓公。
因此所谓“一方诸侯”这个硬性指标，至少在首次铨叙的1935年是不靠谱的，抗战爆发前，失去军权赋闲在家的大小军阀多了，调不动一团兵的冯玉祥，凭什么可以位列陆军一级上将？
一、有军权的“诸侯”未必有资格
不仅是冯玉祥，在1935年同样不符合“诸侯”标准的，还有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曾任“建国滇军”总司令、北伐第三军军长的朱培德。那年南昌起义时，朱老总的这位好友朱培德，居然闻风提前躲上了庐山。
别看名字只差一个字，立场却是完全不同的，朱培德在宁蒋和汉汪之间确实有过摇摆，但南昌发生的武装起义，使他的政治地位非常尴尬，自此逐渐被边缘化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老派将领沙滩上。
朱培德最后一次带兵，是率领滇军“围剿”井冈山，结果嘛可想而知，被削去兵权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中原大战以后，曾一度膨胀到6万多人的第三军，也被缩编为第7师，朱培德至此失去了基本部队。
既然不是黄埔嫡系，既然失去了看家队伍，那么在民国军界，无论你当多么大的官，都是没有实权的：1930年以后，朱培德历任军事委员会厅长、代参谋总长、参谋总长等职，存在感都相当之低。
还有另外一位有职无兵者，便是湘军元老唐生智，自1927年“宁汉分裂”开始，唐生智先后三次举兵反蒋，下野后分别流亡日本和东南亚，截至1929年“蒋唐战争”分出胜负止，唐生智也彻底失去了基本部队。
1931年5月，唐生智就任“广州非常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三次公开反蒋，旋因“九一八事变”爆发，粤宁双方实现和解，后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军委会厅长兼训练总监等职务，不过所部湘军早被吞并殆尽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35年仍然握有军权的“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却不能进入一级上将方阵，只叙任为陆军二级上将，而且这两个杂牌军头手中的实力，丝毫不弱于获授一级上将的桂军李宗仁和晋绥军阎锡山。
贵为“一方诸侯”，就有资格混成陆军一级上将的说法，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那么在1935年首批铨叙时，能够混上这个高级军衔，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关键是看两大硬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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