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台北车站烟雾弥漫，一名男子持刀挥舞，两名路人当即被砍伤。人群尚未从震惊中清醒，袭击者已转战至捷运中山站路面，继续投掷烟雾弹并砍伤多人，最终冲进诚品南西店内。

恐慌在商场内蔓延，凶手一路窜至五楼，在警方围堵下选择跳楼身亡。截至当晚10点半，这起事件已造成包括行凶者在内的4人死亡、11人受伤，其中5人重伤。

事后调查揭示，凶手张某因逃避兵役被通缉，竟能在台北核心商圈长期自由活动，其租住处还发现了20余颗汽油弹半成品、刀具及详尽的作案计划书。

这不禁让人发问：一个被通缉半年的嫌犯，如何能轻易获得美军M18烟雾弹（网购价仅650新台币），并在人潮最密集处完成这场持续超过一个小时的袭击？

惨案发生后，台北全城陷入不安。社交媒体上，有人留言“现在出门要先观察周围有没有怪人”，也有人直言“警网密集区变成杀戮场，安全感彻底没了”。

市民的恐慌情绪持续发酵，对政府反应迟缓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多。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在事件发生24小时后，于20日上午召开紧急会议，果断下达了全城进入最高戒备状态的指令。

他宣布成立“1219紧急维安应变专案小组”，并要求台北市警察局及相关单位对全市重要商圈、人潮聚集地展开全面布防。

具体措施包括：在台北车站、中山商圈、西门町等12个重点区域将巡逻警力直接翻倍，特勤小组全副武装上街，捷运站入口出现配备长枪的定点警员，周末与夜间加派警力临检，并对捷运系统进行全面反无差别攻击演练。

蒋万安誓言用“最高级别”的维安来安抚市民，并透露已协同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设立专门窗口，协助伤者及死者家属申请补偿，台北捷运也将为每位遇难者支付500万元新台币的保险赔偿金。

蒋万安在压力下选择“隐忍24小时”后才升级维安，有其现实的行政协调考量，但其最终展现的强硬姿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民众对安全感的迫切需求。

诚品南西店外民众自发堆起的白色花束，与商场门口手握盾牌、眼神警惕的特勤人员，形成了强烈对比，无声诉说着伤痛与对秩序恢复的期待。

然而，这种“铁腕维安”本质上是一种应急响应。它虽能快速填补治安漏洞、稳住当下局面，却难以根除制度性的隐患。

治安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街头可见的警力，更是对通缉人员追踪、危险品管控和社会安全网等长期、精细化的制度完善。

如果说台北街头的暴力事件是一场突发的“急症”，需要市长立刻开方下药，那么同一天在所谓“宪法法庭”上演的闹剧，则更像是台湾社会正在经历的、影响更深远的“慢性病”。

按照其内部制度规定，要作出任何判决，至少需要10名“大法官”参与。 然而，19日当天，在仅8名“大法官”在任、且有3人以程序不合法为由拒绝参与的情况下，剩余5人竟悍然宣判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修正案“违宪”。

有学者形象地比喻，这就像小区开会没到法定人数，却硬要投票表决，其正当性根本无从谈起。 这起事件的影响，远不止于个别法案的存废，而在于其公然践踏了最基本的法律程序原则，将核心的司法机构变成了政治角力的工具。

舆论普遍认为，这背后是赖清德当局为了打破当前“朝小野大”的政治僵局，不惜操控司法，以方便打击政治对手。 这种“合则用、不合则弃”的风格，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让台湾社会的法治根基进一步动摇。

面对司法被政治操弄的局面，在野的蓝白阵营迅速展开反击。有报道指出，蓝白阵营最快可能在26日提出弹劾赖清德的程序草案。

尽管弹劾成功的法律门槛极高，但这一动作的政治意图在于，将赖清德“毁宪乱政”的本质公之于众，以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并为未来的选举铺路。

民众党方面也在筹备街头运动，试图通过议会外的力量向民进党当局施加压力。 网友的反应也显示出，民众对民进党只顾自身利益、不顾台湾整体发展的做法，已经积累了许多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