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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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2026年1月11日《九江日报·长江周刊》，总第1054期，以下为原文。

一、江西巡抚的奏折

目前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档案中，与九江近代对外交涉相关的文件，主要归入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系统下的《筹办夷务始末》系列档案。就现存材料而言，时间最早一件原始文献，是时任江西巡抚耆龄奏报咸丰皇帝的奏折抄件，题为《遵查夷船停泊九江原委并陈明出境日期》，成文于咸丰九年二月十四日（1859年3月18日）。

就现存材料而言，时间最早的一件原始文献，为时任江西巡抚耆龄奏报咸丰皇帝的奏折抄件，题为《遵查夷船停泊九江原委并陈明出境日期》，成文于咸丰九年二月十四日（1859 年 3 月 18 日）。

现将奏折原文录出如下：

咸丰九年二月十四日，耆龄片。

再，奴才承准军机大臣密寄，钦奉上谕：夷船停泊九江，是否实因水浅滞留，抑或有意逗留等因，钦此。

奴才伏查：先据代理九江府程元瑞禀报：英夷大小轮船四只，自汉口折回，驶过浔郡。因八里江水浅，大船二只退回浔郡西门外，候来春水涨开行；小船二只当即开去等情。

奴才随经咨行该镇道认真防范，并密函饬令代办广饶九南道杨计督同府县，确查该夷船果否因水浅停泊，抑别怀意见，务须设法促令开行，以杜弊端。

嗣据该道府禀复：详查夷船实因搁浅退回。十一月下旬江水增涨，查该夷船即于二十七、三十两日，先后下驶。其后开一只船身较大，行至八里江，仍复被浅，令前船折回，将船上器械物件驳过前船，始能顺流而下，即于十二月初一日驶出江境。沿途尚称安静。

所有夷船停泊及出境各日期，均经奴才奏报在案。钦奉前因，理合附片复奏，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九年二月十四日奉朱批：览。钦此。

江西巡抚的奏折 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标题／提要】

江西巡抚耆龄于咸丰九年二月十四日呈递奏折，内容为遵照上谕，查明外国船只停泊九江的真实原因，并说明其离境日期。

【正文译文】

此外，微臣此前接到军机大臣转达的密谕：据报有外国船只停泊在九江，皇上命令查明该船只是否确因江水浅滞留，抑或另有逗留之意。

微臣谨查：先前据代理九江府知府程元瑞禀报，英国大小轮船共四只，自汉口折返，驶经九江府。因八里江水位过浅，其中两只大船退回停泊在九江府西门外，等待来年春水上涨后再行启程；另有两只小船则已当即离去。

微臣随即咨行镇、道官员加强防范，并密函饬令代办广饶九南道杨计，会同府、县官员实地查验：上述外国船只究竟是否因水浅停泊，还是另有意图，务必设法促其尽早开行，以防滋生事端。

其后接到该道府复禀：经详查，外国船只确因搁浅而退回。至十一月下旬，江水渐涨，该船只已于当月二十七日、三十日先后向下游行驶。其中后行的一只船体较大，航至八里江时再次受阻，遂令前船折回，将大船上的器械物件转运至前船，以减轻吃水，方得顺流而下，并于十二月初一日驶出江西境内，沿途尚称平静。

所有外国船只停泊及出境的日期，微臣均已奏报备案。今奉前谕，理应附片复奏，伏请皇上鉴察。

【皇帝朱批】（咸丰皇帝阅后批示）：已阅。

二、一起外交事件

这一份奏折所禀报的事件，正是1858年年底额尔金舰队访问长江所引发的余波。

1858年6月18日，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失利后，不得不与英、法、俄、美四国签署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英、法两国由此获得了觊觎已久的长江通商权，其中英国获准在镇江等三处城市开埠，法国则取得江宁（今南京）。

当年10月，《天津条约》英方全权代表额尔金伯爵，在未能得到法国方面配合的情况下，率先组织一支英国海军舰队，进入长江，考察沿岸城镇，并沿途测绘水文、勘察地理。

这次行动虽带有明显的军事威慑性质，但在形式上仍处于外交协议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清政府向英方颁发了通行文书，并敕令沿江各地予以配合，不仅派出领航人员加以引导，还准许英国方面进入部分拟定的通商城市。

这支英国舰队共由五艘军舰组成，包括一等护卫舰“天罚号”（H.M.S. Retribution）、二等护卫舰“震怒号”（H.M.S. Furious）、炮舰“巡游号”（H.M.S. Cruiser）、小型炮艇“迎风号”（H.M.S. Lee）以及小型测量炮艇“鸽子号”（H.M.S. Dove），共装备火炮六十五门，其火力之强，足以对长江沿岸任何一座城池构成压倒性威胁。

11月8日，舰队自上海起航。然而，进入长江腹地后，困难随即显现。时值冬季，长江已进入枯水期，这几艘英国护卫舰和炮舰不仅吨位庞大，又因皆为海轮，吃水尤深，在仅凭自然航道通行的长江内河航行极为不便，稍有不慎，便可能触底搁浅。

一等护卫舰天罚号（HMS Retribution） 来源：《伦敦新闻画报》1854年1月28日

吨位最大的“天罚号”率先受阻，行至芜湖即难以继续前行，只得退出舰队，停留待命。11月30日，其余舰只自湖口起航，驶往九江，随即遭遇本次航行中最大的难关——八里江水域。

八里江，今为湖口对岸安徽宿松县江畔的一处地名。当年所称“八里江”，指的是湖口至九江之间约八里长的一段江面，大体位于今柴桑区江洲镇东部一带。江洲镇旧称张家洲，南隔江与濂溪区新港镇相望，北对湖北浠水、安徽程营一线，正处于长江中游与下游的交界地带，亦即鄱阳湖入江口的上游区域。

约在清雍正年间，该段江面下游逐渐淤积出大量沙洲。沙洲或相互连片，或随水势垮塌消长，年年变动，致使水道纵横交错，泥沙沉积严重，成为著名的浅滩险段。至近现代，经多次疏浚与整治，逐步形成环绕江洲镇的一南一北两条水道，即张南水道与张北水道。其中张北水道为主航道，至今仍是长江武汉—安庆段最浅、最窄的航道之一。1999年冬季，张南水道因严重淤积导致长江航道断航长达一月，亦成为长江客运业衰落的重要诱因之一。

Google 地图

1858年11月30日，英国舰队的四艘舰船自湖口出发，历经重重险阻，总算勉强通过八里江水域，于当日下午三时抵达九江府城。12月6日，舰队抵达本次航行的终点——汉口，停留六日后开始返航。

返程途中，长江水位持续下降，航行愈发艰难，军舰屡次搁浅。12月20日，舰队再度返回九江，却已无法继续前行。此时八里江一带仅可容小船通过，较大的二等护卫舰“震怒号”和炮舰“巡游号”均被阻滞于浅滩。经过三天多次尝试，均告失败。急于赶回上海的额尔金伯爵遂决定率使团主要成员，改乘尚能勉强通行的两艘小型舰船——“迎风号”和“鸽子号”，于12月24日先行离开；“震怒号”与“巡游号”则自八里江退回九江府城外江面抛锚，等待来年春季水涨再行启航。依照往年水文情况判断，这两艘军舰很可能需在九江城外滞留长达四个月。

这一情形自然引发了本地官吏的极大惶恐。这是外国军舰首次进入浔阳江，两艘军舰共配备三十余门火炮、数百名水兵，若其别有所图，后果实难设想。江西巡抚耆龄遂急奏京师，咸丰皇帝亦随即降旨询问：“夷船停泊九江，是否实因水浅滞留，抑或有意逗留？”

这，便是九江近代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起外交事件——英国军舰滞留浔阳江案。

三、英国舰队的报告

数月后，江西巡抚耆龄的奏折对英国军舰滞留九江一事作出了说明：因八里江水浅，四艘英国轮船中，“大船二只退回浔郡西门外，候来春水涨开行；小船二只当即开去”。但至十一月下旬，江水骤涨，英轮于二十七、三十两日（公历1958年12月30日、31日）先后下驶，十二月初一日（公历1859年1月4日）驶出江西境内。

两艘滞留浔阳江的英国军舰本应在九江停泊四个月之久，然而事实却是，它们仅停留了数日便顺利脱困离境。江水为何在短期内暴涨？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二等护卫舰震怒号 来源：《伦敦新闻画报》1857年6月20日

关于此次英国舰队溯江之行，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记录，迄今已知主要有三种。其一，是根据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伯爵资料整理而成的《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 Eighth Earl of Elgin》，出版于1872年，该书已有中文译本《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

其二，是额尔金伯爵的随行秘书劳伦斯·俄理范（Laurence Oliphant）所著的《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与日本纪实》，笔者日前已将其中有关九江之旅的章节加以翻译并作初步解读。然而，无论额尔金本人，抑或其秘书俄理范，在返程途中均已乘小型舰船先行离开，对滞留九江的军舰情形并无直接记载。

真正留下明确记录的，在“鸽子号”英国皇家海军水道测绘官威廉·布莱克尼（William Blackney）所著的报告《长江上游之行》（Ascent of the Yangtze-Kiang），该文章刊登于1860年《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学报》第30卷中。

《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学报》1860年第30卷

“鸽子号”是测量船，多在舰队打头阵，负责水文勘测与探路任务。威廉·布莱克尼是舰队的主要测绘官，他的报告中收录了大量看似枯燥、实则极具史料价值的测量数据与观测记录。而关于英国军舰在九江滞留并最终脱困的经过，正是在这份报告中，得以较为清晰地保存下来。

布莱克尼的记录显示，返航舰队于12月20日抵达九江。次日，在鄱阳湖入口附近，即八里江一带测得水位较上次到来时（11月29日）下降了7英尺（约2.1米），水深仅余11英尺（约3.3米），“震怒号”和“巡游号”均不可能通过这一浅滩。他们对航道各处进行了测深与反复搜索，只希望哪怕能找到一道水量足以使舰艇浮起的狭窄水路，但终告无功。

形势已然明朗，额尔金伯爵便于12月24日圣诞前夜，携随员12人，乘坐两艘小艇“迎风号”和“鸽子号”先行离开。布莱克尼作为“鸽子号”的测绘官，亦随伯爵返沪。

威廉·布莱克尼的测量记录 来源：《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学报》

两艘小艇一路顺流而下，很快27号在芜湖附近与此前因吃水过深而停泊于此的“天罚号”会合，并于1859年元旦返回上海。其后，英国海军即着手组织一支小型补给舰队，准备为滞留在九江的“震怒号”和“巡游号”提供补给。按照他们当时的判断，这两艘军舰最早也要到1859年4月春水上涨后方能脱困。显然，英国方面并未指望江西地方官府会在此期间给予任何实质性的协助。

然而，局势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自圣诞节起，九江连降暴雨，持续五六日之久——这在九江冬季并不常见。江水迅速上涨，令滞留的英国水兵几乎不敢迟疑。他们立即起锚，直趋八里江浅滩，在水深勉强可行的短暂窗口期内，越过沙洲。幸运的是，就在当夜，降雨戛然而止，一场严霜骤然降临，江水在数小时内便重新回落，甚至低于此前水位。若稍有迟误，两舰仍将被困原地。

1月3日，“震怒号”和“巡游号”抵达小孤山；1月4日，正式驶出江西境内。江西巡抚耆龄随后呈上的奏折，与英国舰队的航海记录，在时间节点上完全吻合，在事件经过上亦能相互印证、彼此补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奏折还补充了英方记载中略而不详的细节：“其后开一只船身较大，行至八里江，仍复被浅，令前船折回，将船上器械物件驳过前船，始能顺流而下。”这说明，英舰的脱困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极为狭窄的自然条件窗口中，侥幸完成。

历史研究的趣味，正蕴藏于这样的细节之中。通过中英双方史料的对读与比勘，这一次英国舰队访问九江、滞留浔阳江并最终脱困的全过程，已大体清晰。至此，这桩九江近代最早的外交事件，亦可暂告一段落，除非未来有新的史料再被发现。

尾声：英人记录的九江城

经历灭城之灾的九江，在开埠之前，究竟是怎样的面貌？正是基于这一疑问，笔者才着手对额尔金伯爵的长江之旅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研究。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同时期国人留下的直接记录，只能转而从国外文献中寻求线索。所幸，此番探索并非无功而返。以下，便是威廉·布莱克尼报告中的一段描述：

1858年 11 月 29 日。

鄱阳湖口一带航道极其复杂，延误二十四小时后，“震怒号”方才勉强通过（八里江），在清廷控制下的九江城停留了几个小时，得以一窥其真实状况。然而其空有其表、虚张声势至此，实在出人意料。

城墙从外面看去极具威势，布满旗帜，所围范围约2至3英里，城中房屋却不足300间，其中完好的不到五分之一。城墙上那些旗帜似乎已插立多年，城垛上零散搭着几顶破旧帐篷，却不见任何士兵。所见唯一火器，不过是一杆锈迹斑斑的旧式大抬枪。与所有曾被太平军占据的城镇无异，此城大多已成废墟，居民生活环境拥挤而肮脏，几近猪圈。

这段记载，与额尔金伯爵及其随行秘书的相关描述大体一致。由此可见，当时的九江已是满目疮痍：城垣尚在，却空有其表；居民寥落，生计维艰……

然而这也正是即将涅槃重生的九江，这座几乎被战火摧毁、仅余城墙支撑门面的城市，很快便被卷入近代中国最深刻的变局之中，并由此开启了它在近代史上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的一段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