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与《战争论》作为中西军事史上最为璀璨的两颗明珠，克劳塞维茨讲究的是“百战百胜”，而孙子追求的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前者是器胜的哲学，而后者则是讲求道胜。

《战争论》以“绝对战争”理论引领西方军事

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及火炮技术的不断革新，军队的作战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战争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产生的。克劳塞维茨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以及“绝对战争理论”两种观点。

“绝对战争理论”源自于黑格尔的 “绝对真理”，克劳塞维茨站在哲学的高度，剖析战争的本质，他说道：“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不顾一切，不惜流血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必然会取得优势。”为了取得优势，就必须最大程度地使用暴力。

而对于战争的目的与手段的态度，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目的而言，则始终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也就是使敌人无力抵抗。而消灭敌人军队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始终是一种比其他一切手段更为优越、更为有效的手段了。”

总的来说，消灭敌人军队就是战斗的唯一目标，而他的这一理念也正好是迎合了西方侵略战争的需要，从而使得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得以产生运用。他说道：“如果说流血的屠杀是残酷可怕的， 那这只能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该使我们出于人道让佩剑逐渐变钝，以致最后让人用利剑把我们的手臂砍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正是秉承着他的这个理念。虽然说在战术上表现的非常优异，然而换来的却是盟军更为猛烈的反击。最终寡不敌众在消耗战中宣告失败。

“绝对战争”理论受到质疑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质疑战争论。英国学者利德尔·哈特不仅熟读《战争论》，而且对于我国的孙子思想也研究颇深，他说道：“战争最有利和最经济的形式，就是通过‘瘫痪’解除敌人武装，而不是通过‘歼灭’将其摧毁”。他严厉的批评了克劳塞维茨“蛮力”的决胜的方法，他认为不应该盲目的追求大会战，而是要建立优势的战略态势，学习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空军以及精确制准导弹的空前发展，军事领域再次迎来了突破性的时刻。从之前的依靠地面作战、步步为营，最后取得胜利的作战方式，逐步向以信息攻击和空军打击，最后迅速结束战斗的方向转变。在这样一个新的背景之下，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更是受到了诸多质疑。

美国空军上校约翰·沃登在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 “五环目标理论”，他认为战争的目的不在是以消灭敌方军队为唯一目标，而是着重打击敌方领导层，他强调“用子弹射穿敌方大脑”，他所讲究的是擒贼先擒王。

另一位空军飞行员上校约翰· 博伊德，他对克劳塞维茨的消耗战与歼灭战进行了批判， 并提出全新的理论“瘫痪战”。他说到：“通过多个目标和欺骗行动造成敌人的恐慌和混乱，使敌人被迫投入交战，造成其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完全不适应，从而导致心理和精神上的崩溃和瘫痪，实现无须全歼敌军主力即可战而胜之的目的。”而他的这一思想也正是源自于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他提出的OODA决策理论也被称为现代版的孙子兵法，逐渐成为西方主流的军事理论基础。

后来还有英国的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他说道：“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达到目的的战略，即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他的基础上，演变出了名噪一时的“孙子的核战略”。

1978年，美国著名“脑库”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福斯特和日本京都产业大学三好修教授，为了能够改善美苏关系，提出了“孙子的核战略”，即美苏利用强大的核威慑力，使对方不敢轻举妄动，从而建立优势的战略态势。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孙子的核战略”其实是建立在绝对武力优势的基础上，达到的暂时和平而已，只是披着羊皮的狼。与孙子追求的天下大同的战略理念并不可同日而语。

孙子“全胜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

《战争论》与《孙子兵法》本质上的区别其实是哲学思辨上的区别。前者是源于黑格尔的“绝对真理”，后者则是源于中华文化的思辨哲学。“形而下 者谓之器”，前者讲究的是器胜；“形而上者谓之道”，后者求的是道胜。

如果重器轻道，就会陷入唯武器论的死胡同，将战争武力视为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而《孙子》绝对是不推崇武力的，他时时刻刻都体现着慎战的思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非危不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又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从来就不提倡以武力解决问题，而是将“自古知兵非好战”奉为圭臬。这点上也就与《战争论》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孙子的全胜思想，与我国独特的地缘环境、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总结为“隐、韧、 静、柔”四个字。

“隐”代表了作为农耕民族的起家的我们，性格沉稳内敛、藏而不露，到了军事上面，我们讲究的也是谋定而后动，而非鲁莽草率行事。

“韧”代表了农耕民族坚韧不拔、艰苦卓绝的顽强意志。体现在军事上，也就是我们不怕消耗战、不怕持久战。

“静”反映了农耕民族希望可以安居乐业的心理特征，表现在军事上就是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柔”反映了农耕民族深谋远虑，而非软弱无能。反映在军事上的是先让了一步，然后发制人。正所谓“弱之胜强， 柔之胜刚。”

孙子的全胜思想，是建立在以“仁”为本的道德基础上的，处处体现着人文关怀。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其兵家思家和传统文化的观念，都是提倡和合文化。

孔子主张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老子则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而孙子则是“自古知兵非好战“。与传统文化的仁政理念不谋而合。“国虽大，好战必亡”，孙子兵法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创造了军事作战的通用法则，更在于高举义战、慎战的旗帜，反对穷兵黩武，极力提倡不战而屈人之兵。

总结

诚然在中西方军事文化上有着各自的体系。克劳塞维茨把“百战百胜”作为自己追求的唯一目的，而孙子则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孙子当然不否认要打胜仗，但是消灭敌人并不是唯一的目的。在战略追求上的价值观与制胜观，是与西方思想最为迥异的地方。就像体育竞技之中常说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友谊第一就是价值观， 比赛第二就是制胜观。他所传递的观念远远比比赛胜负要来得重要得多。

即便是“伐兵”取胜这个方面，业务克劳塞维茨有着本质区别，孙子讲求的是“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要的是不显山不露水，以最小的代价拿下敌人。

需要强调的是孙子既反对穷兵黩武的“好战”，又反对畏敌求降的和平。《孙子兵法》字里行间都参透着唯物辩证主义思想，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而这也是其能够2000年后依旧能够延续至今，长盛不衰的奥秘所在。

总之，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为孙子用兵的最高原则，是王道主义的兵学；而以“歼灭敌人”的歼灭思想为准则的西方军事学， 则是霸道主义的兵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