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玉玲，今年七十多了，现在坐在西安家里的阳台晒太阳，看着窗外的钟鼓楼，总想起在宝鸡县孙家塬插队的那些年，想起刘大妈——那个让我喊了一声“干妈”，就记了一辈子的老人。这事儿说起来快五十年了，可每一个细节都跟昨天发生的一样，清清楚楚。
1969年春天，我刚满十七，跟郭强、“李建国”他们一群西安知青，坐了大半天火车，又转了拖拉机，才到孙家塬大队。我是六七届初中毕业生，郭强比我大一岁，是六六届的，他人高马大，说话办事都透着实在，后来成了我们知青点的小组长。李建国跟我是同班同学，那时候就总跟在我身后，放学一起走，周末一起去图书馆，现在想想，他那点心思我后来才明白，可当时光顾着适应农村生活，没心思琢磨这些。
到了大队，孙队长给我们分住处，因为队里没现成的知青点，就让我们暂时借住老乡家。我被分到了刘大妈家——她是烈军属，男人在潼关保卫战的时候没了，三十岁就守了寡，后来唯一的儿子又牺牲在渡江战役，才十九岁。那时候刘大妈不到六十，头发白了一多半，可腰板挺得直，说话声音也亮。
我刚到她家的时候，她把西窑收拾得干干净净，炕上铺了新晒的褥子，还带着太阳的味儿。“娃娃，你住炕头，暖和。”她边说边把我的行李往炕头挪，自己却抱了床旧棉絮铺在炕梢。我赶紧说：“大妈，我年轻，不怕冷，您住炕头。”她却摆手：“不行不行，你们城里娃娃细皮嫩肉的，冻着了咋干活？我都冻惯了。”
从那天起，刘大妈就把我当亲闺女待。每天天不亮，她就起来烧炕做饭，玉米糊糊熬得稠稠的，还会就着咸菜蒸个红薯。等我睡醒，洗脸水都倒好了，温度正好不烫嘴。吃完饭我想刷碗，她一把夺过碗：“你歇着去，就俩碗，我顺手就刷了。”起初我还不好意思，后来发现不管我咋抢，她都不让我沾家务，说：“你白天要下地干活，累得慌，家里这点活儿我能干。”
那时候郭强和李建国常来串门，每次来都不空手，要么帮刘大妈挑两桶水，要么把院子里的柴火劈好码整齐。刘大妈也不客气，留他们吃饭，煮面条的时候会卧个鸡蛋，自己舍不得吃，都夹给我们三个。“大妈，您也吃。”郭强把鸡蛋往她碗里推，她又推回来：“我老了，吃了浪费，你们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晚饭后是我跟刘大妈最亲近的时候，她坐在炕沿上，手里纳着鞋底，跟我讲她男人的事：“那时候他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日本人来的时候，他带着人去埋地雷，回来的时候裤腿都炸烂了，腿上全是血，还笑着说‘没让小鬼子占便宜’。”讲起儿子，她声音就低了：“我娃跟你一般大的时候，就报名参军了，走的时候说‘妈，等解放了我给你盖瓦房’，可他再也没回来……”说着说着，她就抹眼泪，我也跟着哭，伸手抱了抱她：“大妈，以后我就是您的闺女。”
这话刚说完，刘大妈突然愣了，然后一把抱住我，哭得浑身发抖：“娃娃，你说啥？你再说一遍？”我鼻子一酸，大声说：“大妈，我当您的闺女，我叫您干妈！”她这才止住哭，擦着眼泪笑：“好，好，我有闺女了！二十年了，没人叫我妈了……”
那年秋后，队里给知青打了新窑洞，成立了知青点，我要搬走的时候，刘大妈拉着我的手不肯放，眼泪掉在我手背上，烫得慌。“干妈，我常来看您。”我也哭，她点头：“哎，你有空就来，我给你做玉米饼子。”
搬到知青点后，我果然常去刘大妈家，她也总往知青点跑，有时候拎着一篮煮好的毛豆，有时候揣着两个烤土豆，见了我就往我手里塞。有一次我感冒了，发烧浑身疼，郭强背着我去公社卫生院，回来的时候发现刘大妈在知青点门口等着，手里拎着个砂锅，里面是熬好的姜汤，还放了红糖。“娃娃，快喝了，发发汗就好了。”她端着砂锅，看着我一口一口喝下去，才放心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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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跟郭强的心思慢慢不一样了，他总护着我，下地的时候重活他都抢着干，我割麦子割到手，他赶紧掏出自家带的创可贴，小心翼翼地给我包上，还说：“以后别这么拼命，我多割点就有了。”李建国看在眼里，后来就不怎么跟我们一起去刘大妈家了，有一次我撞见他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抹眼泪，问他咋了，他说“没事，迷了眼”，现在想想，那时候他心里得多难受啊——后来他跟我说，从小学三年级我帮他捡过一次掉在泥里的课本开始，他就把我放在心里了，只是没好意思说。
1973年春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吓得不行，郭强也慌了，拉着我回西安找父母。双方父母都挺开通，说“既然有了孩子，就结婚吧”。我们回到孙家塬，去公社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礼，就请知青和刘大妈吃了顿面条，刘大妈却给我塞了个红布包，里面是五十块钱和一对银镯子。“这是我当年的陪嫁，给你当念想，以后好好过日子。”我不要，她却急了：“你是我闺女，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你不收就是嫌我老。”
自从我怀孕，刘大妈更上心了，每天都来知青点，给我送鸡蛋，有时候是自家鸡下的，有时候是她用玉米换的。她还去找孙队长：“陈娃娃怀了孕，不能干重活，你给她安排点轻省的，比如晒麦子、捡棉花啥的。”孙队长笑着说：“刘大妈，您比她亲妈还上心。”她梗着脖子说：“她就是我亲闺女！”
快到春节的时候，我生了个儿子，取名叫郭长安，希望他平平安安。那时候我爸妈和郭强爸妈都没来，刘大妈主动来伺候我坐月子，杀了家里唯一的老母鸡，熬成汤给我下奶，还用家里不多的小麦换了小米，每天给我熬小米粥。晚上她跟我睡一个炕，帮我哄孩子，孩子哭了她就抱起来拍，让我好好休息。“你刚生完娃，身子虚，别累着。”她熬红了眼睛，却从不说累。
郭长安从小就跟刘大妈亲，别的孩子先会叫“妈妈”，他第一声叫的是“奶奶”，一叫出口，刘大妈抱着他哭了半天，说：“我娃认我，我娃认我。”长安会走了以后，天天跟在刘大妈身后，“奶奶”长“奶奶”短地叫，刘大妈走到哪带他到哪，给他摘野枣，编蚂蚱笼，比我们当父母的还上心。有一次长安摔了一跤，膝盖破了皮，我还没来得及哄，刘大妈先把他抱起来，吹着伤口骂“这破石头咋不长眼”，那模样，比自己受伤还心疼。
后来知青开始陆续招工回城，我和郭强因为结了婚有了孩子，一直没等到机会，心里挺难受的。刘大妈看出来了，安慰我们：“娃娃，别愁，在哪不是过日子？孙家塬的人都待见你们，你们在这住，我天天给你们做饭，长安也有人带，多好。”话是这么说，可我们知道，她心里也盼着我们好，只是怕我们难受，才这么说——有一次我听见她跟孙队长念叨：“要是长安能去城里上学就好了，城里的学堂比咱这好。”
1979年夏天，终于有了好消息：我妈提前退休，我可以顶岗去她单位——西安人民搪瓷厂上班；郭强他爸的单位也同意安置他，去西安冶金机械厂。我们拿着通知，第一时间就去告诉刘大妈，她比我们还高兴，忙着给我们收拾东西，把家里的晒干菜、核桃都往包里塞，可眼睛却红了，手也不停发抖。
回城那天，刘大妈抱着长安不肯放，长安也哭，抱着她的腿喊：“奶奶，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还没跟你去摘枣呢！”刘大妈抹着眼泪，把自己戴了几十年的银镯子摘下来，套在长安手腕上：“娃，这个你带着，想奶奶了就看看它，奶奶有空就去看你。”车子开的时候，我从车窗回头看，刘大妈还站在村口，手里挥着我们给她买的蓝布衫，身影越来越小，直到看不见，我眼泪哗哗地流，郭强也红了眼。
回到西安，我们有了自己的家，郭强家住房宽敞，两室一厅，我爸妈也常来帮忙做饭，可长安天天夜里哭，喊着要找奶奶，有时候睡着睡着就坐起来，揉着眼睛问“奶奶咋还不来”。有一次我实在没办法，抱着他给刘大妈打电话，电话里长安哭着说“奶奶，我想你做的玉米饼子”，刘大妈在那头也哭，说“娃，奶奶也想你，等秋收完了就去看你”。
郭强的爸妈看在眼里，跟我们说：“要不把刘大妈接过来吧，她一个人在村里也孤单，过来跟咱们一起住，互相有个照应，长安也能安心。”我和郭强一听，赶紧点头，这正是我们想的。郭强说：“妈这辈子不容易，没享过福，咱们得给她养老送终，不能让她一个人在村里受苦。”
中秋节过后，我们一家三口买了好多东西——给刘大妈的棉袄、棉鞋，给孙队长的酒，给村里孩子的水果糖，坐火车去了孙家塬。刚到村口，就看见刘大妈站在老槐树下等，头发又白了不少，可看见长安，眼睛一下子亮了。长安扑到她怀里，哭着说“奶奶，我好想你”，刘大妈抱着他，眼泪掉在长安的头发上：“娃，奶奶也想你，天天想。”
我们跟刘大妈说想接她去西安，她却犯了难，搓着手说：“我去了会不会给你们添麻烦？我老了，干活也不利索了，还得你们照顾。”孙队长在一旁劝：“刘大妈，您就去吧，陈娃和郭强都是好孩子，您去了他们也放心，长安也能天天跟您在一起，多好啊。”村里的老乡也说：“您该去享享福了，您对陈娃那么好，他们孝顺您是应该的。”刘大妈这才点了头，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几件换洗衣物，还有她男人和儿子的照片。
到了西安，刘大妈刚开始有点不适应，不敢用煤气灶，说“这玩意儿咋没火就热了”，不敢坐公交车，怕自己走丢。我和郭强就慢慢教她，郭强休班的时候，带着她去逛钟鼓楼，吃羊肉泡馍，她吃得直点头：“这馍真好吃，比咱村里的泡馍香。”后来她慢慢适应了，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做饭，熬小米粥，蒸馒头，还去菜市场买了两只小鸡，养在阳台的角落里，说“给长安下鸡蛋吃”。
长安每天放学回来，第一句话就是“奶奶，我回来了”，然后就跟刘大妈讲学校的事，刘大妈坐在小板凳上，听得笑眯眯的，还帮他检查作业。有一次长安考了满分，刘大妈高兴得不行，去菜市场买了肉，给我们包了饺子，说“娃考得好，得奖励”。我要帮忙，她不让：“你上班累，歇着去，我来包，我包的饺子你爱吃。”
刘大妈还总帮我们做家务，扫地、擦桌子、洗衣服，我说“您歇着吧，这些我来就行”，她却说“我在家也没事干，干点活舒服，你不让我干，我就回孙家塬了”。没办法，我们只能让她干些轻活，每天提醒她别累着。邻居们都说：“你们家这位老人真好，这么勤快，还疼孩子，你们真是有福气。”刘大妈听了，就笑着说：“是我有福气，遇到这么好的娃，比亲闺女亲儿子还孝顺。”
休班的时候，我们常带着刘大妈去玩，去大雁塔，去华清池，她每次都要跟我们拍照，说“回去给孙队长他们看看，我也见了大世面”。有一次我们带她去买衣服，她非要买便宜的，说“衣服能穿就行，不用买贵的”，我硬给她买了件呢子大衣，她穿上舍不得脱，对着镜子照了又照，说“这辈子还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幸福的日子过得真快，转眼长安上初二了，刘大妈也快七十了，身子骨一直挺硬朗，可那年冬天，她突然得了犯困的毛病，有时候端着饭碗就能睡着，说话也没以前利索了。郭强说要带她去医院检查，她却摇头：“不用去，我就是老了，觉多，过几天就好了。”后来她又说想家了，想回孙家塬看看，说“我好几年没回去了，想看看我的窑，想看看孙队长他们”。
从西安到孙家塬二百多公里，要坐火车再转汽车，我们怕她身体受不了，劝她：“等开春了，天气暖和了再去，现在天冷，路上不方便。”可她铁了心，说“我要是不回去看看，心里不踏实，觉都睡不好”，后来甚至说“你们不让我回去，我就不吃饭”。郭强没办法，跟厂长请假，想借单位的双排座汽车送她，她却不肯：“别麻烦人家，我坐火车就行，我身子骨好着呢，能走。”
拗不过她，我们一家三口请了假，买了好多东西，陪着她坐火车去了孙家塬。一路上，刘大妈精神特别好，跟我们讲她以前在村里的事，说“孙队长家的娃小时候总跟在我身后，现在也该娶媳妇了吧”，还说“我那窑后面有棵枣树，不知道还结不结果”。到了村里，老乡们都来接，孙队长握着刘大妈的手说“您可算回来了，我们都想您”，刘大妈笑得合不拢嘴，把带来的东西分给大家。
她的那两孔土窑，孙队长一直帮她照管着，隔一段时间就打开通风，院子里的柴火码得整整齐齐，窑里的被褥也晒得干干净净。刘大妈走进窑里，摸了摸炕沿，又摸了摸桌子，眼泪掉了下来：“还是我这老窝好，住着踏实。”那天她挨家串门，跟老乡们说她在西安的日子，说我们对她多好，说长安多懂事，说得满脸骄傲。
晚上我们在孙队长家吃饭，刘大妈喝了点酒，话也多了，说“我这辈子没白活，有陈娃和郭强这么好的娃，有长安这么好的孙娃，我知足了”。吃完饭我们回窑里住，孙队长的媳妇提前烧了炕，炕热乎乎的，刘大妈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睡得很沉，还打着小呼噜，我们以为她累坏了，也没多想。
第二天早上，太阳都晒到炕梢了，刘大妈还没醒，以前她从没睡过懒觉。我小声喊：“干妈，醒醒，该吃早饭了。”没动静，我又推了推她，这才发现她的身体已经硬了，脸上还带着笑，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是她男人和儿子的合影。
我一下子就哭了，郭强和长安也跪在炕上哭，哭得肝肠寸断，孙队长和老乡们听到动静跑过来，也都红了眼。在老乡们的帮忙下，我们给刘大妈办了后事，按照她的意思，把她葬在了她男人和儿子的坟旁边。烧纸的时候，长安哭着说“奶奶，您放心，我会常来看您的，我还记得您教我摘枣”。
回西安后，我把刘大妈的东西收拾好，她的银镯子、蓝布衫、还有她给长安编的蚂蚱笼，都放在一个箱子里，想她了就拿出来看看。每年清明节和她的祭日，不管多忙，我们都会带着长安回孙家塬给她上坟，给她带她爱吃的玉米饼子，跟她说家里的事——长安考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跟她说“干妈，长安考上大学了，您要是在，肯定高兴”；长安结婚的时候，我们跟她说“干妈，长安结婚了，您有孙媳妇了”。
现在长安也有了孩子，每次带孩子去上坟，都会跟孩子说“这是太奶奶，她是个特别好的人，以前特别疼爸爸”。孩子会奶声奶气地喊“太奶奶”，我听着，就想起刘大妈当年抱着长安的样子，眼泪又会掉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