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可以算是国民党的符号，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民党。国民党在他手里，一度获得了天下，但国民党的江山，也在他手里，最终断送。

两者至少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或者说，国民党哺育了蒋介石，丝毫不为过。

但说一个，大家都可能不太相信的事实。

从北伐时期起，蒋介石即对国民党，松弛涣散的党机器，怀有不良印象。即使在清党反共之际，他也坦然承认，国民党的组织机能，远不如共产党，并主张国民党，应该师共产党组织之长技。

“共产党之阴谋固可诛，共产党之组织，则有可采者”。

蒋介石也一直不隐讳，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羡慕之意。同时对国民党大而无当、松懈散漫的组织体制，深怀不满，甚至由此，而招致改组派的攻击。

南京政权建立后，国民党党务，一度由西山会议派掌控。其后不久，蒋介石将国民党的组织大权，托付给他最为信任的，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希望二陈兄弟，能将国民党的组织，振刷一新。

二陈兄弟受任后，对国民党的党务组织，做过一番清理整顿工作，如重新布置国民党各省市人事，进行国民党党员总登记等。

但二陈的这些措施，主要着眼于排斥异己，扩充自身派系势力，在国民党党务革新和组织改进方面，并无积极举措。

在应付国民党党内，反蒋派系的挑战，和共产党民众运动的过程中，二陈主导下的党器，依然显得疲软无力。

这部分导致，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的危局之中。

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和地方实力派的联合挑战，刚刚平息。因胡汉民而起的“汤山事件”，又引发了一场新的反蒋政潮，并导致宁粤之间的分裂。

内争正酣，外患又至。"九一八”后，青年学生要求政府抗日的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令蒋介石深感困扰。

蒋将学生运动，归因于擅长“运动民众”的共产党所煽惑，这是他最为恐惧的。

学生运动一起，蒋就谴责国民党各级党部组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进而对二陈兄弟感到不满。

如1931年12月2日，蒋在接见北平等地学生请愿后，在日记中写道:“(学生)无理取闹，殊可怜。国事至此，人不成人，未知党部所为者何事，竟使一般群众，皆为邪说所诱，邪党所操纵，而与政府为难。此皆余用人，不得其任之过，而于他人无与也!”

蒋感慨“用人不当”，显然是，指责二陈兄弟办党不力。12月4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党)对于学者及知识阶级太不接近，各地党部成为各地学者之敌，所以学生运动全为反动派操纵，而党部毫无作用，反有害之。”

1931年12月中旬，蒋介石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被迫下野。

之后，蒋反思自己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余不能自主”。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又是导致“不能自主”的要因之一。

他迫切感到，有必要在国民党党机器之外，另建一支更忠于他个人，并值得信赖的新的政治力量。

恰当此时，以滕杰等人为首的一批黄埔门生，正在酝酿成立，一个拥护蒋介石的秘密政治团体。

蒋介石日记载，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2月29日。它最初的发起宗旨，即是要建立一个有别于国民党的新的政党组织。

力行社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一个带有恐怖色彩的特务组织，然而细察其成立背景和存在形态，称它是一个，具有严密的准政党组织形态的，“党中之党”，也许更为贴切。

其最早发起人，为留日归国的，黄埔毕业生滕杰。

滕杰留学日本时，主攻政党政治，尤着意于政党组织之研究。在深切了解了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后，他认为要挽救中国时局，必须先从建党入手。

他分析当时国民党的“内敌”，一为地方军阀，一为共产党。

前者非常脆弱，不难使其分化瓦解;而后者则判然不同，共产党不仅有武力，而且有主义、有组织、有策路，又有第三国际为依托，故不能用对付地方军阀的办法，去对付共产党。

滕杰宣称:“我们如果不在组织效用上超越共党，则决不足以在行动上战胜共党;如果不求提高组织效用至于最高限度，则决不足以为革命之必竟全功作保证。”

在此种思想主导下，他于1931年7月，因万宝山事件，从日本回国后，即着手从事建党运动。

他建议在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

力行社的另一位核心成员刘健群，最初亦极力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组织，以改造国民党。刘痛切地感到国民党的腐化、颓废、涣散和软弱无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在《贡献一点整理本党的意见》的长篇报告中，自称怀着爱党、爱领袖、爱同志、爱革命的立场，对国民党的组织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严厉的批评。

刘声言:“现在我们的党，似乎太使人民失望了!不仅是离开民众，而且有许多地方，简直为民众所嫉视。”

他没有将党失去民众信仰，归咎于共产党的阴谋，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认为完全是国民党咎由自取，是国民党官僚化和资产化所致。

他举例说，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或立法委员，在南京买了几百亩的地皮，那么他对于平均地权将抱持什么态度?中华民国的民众，可说是驯服极了的民众，他们没有意外的希望，过分的要求。果然本党确能给予一点实际的利益，他们无有不欢欣鼓舞，感恩戴德，永世不忘的。无如本党始终不去过问他们，又让一般假革命的人去蹂躏他们，而不能制止，民众自求无策，呼吁无门，安得不怀怨本党?”

刘健群还指出，不仅党与民众相脱离，党与党员亦日趋隔膜，“现在本党可以说大部分的党员是找不着党;而党也是找不着党员，党对党员止于列名造册;党员对党，止于报名领证。做党官、吃党饭的党员，似乎还可以扣一点党费，此外连缴党费、贴印花都有时办不到。除了各级党部专门办党的人，简切些说，就是替党的机关办理公文的党员而外，其余的党员，都不外是和有权力的私人发生关系，寻求自己的生活。”

刘还称，党的领袖与党员的关系，只有互相利用或互相隔膜，党的领袖根本分不清谁是真正忠实的党员。

“当领袖的，似乎只要他能够喊几声拥护自己的口号，便确是忠实的同志，纵令其人对于社会为非作歹，也都在不闻不问之列”。

而党员与党员之间，虽号称“同志”，却没有真正的“同志”关系，只有同学、同乡等种种封建的结合。

“所谓同志的资格，完全以地位而决定，有地位者，军阀也是同志，官僚也是同志，而且是重要的同志;没有地位的，不管你对于革命如何努力，对于主义如何忠实，只能算是社会上的弱者。”

刘认为，党内派系林立，互相猜忌倾轧，并非因为主张不同，或思想分歧，无非是权利之争。

党对党员的关心，连青红帮对于帮员都不如;民众对于国民党党员的信用，连善男信女之于和尚都不能比拟。

党员所由之路，不是向民间去，而是向上钻;共产党的地方党部，大都由有才力的人充任，而国民党的地方党部，多由无才无德者占据。

刘在分析了国民党组织的种种弊端之后，进一步提出救济和整理国民党的药方。

他认为仅举办党员总登记，根本解决不了国民党的问题，而改组派、再造派，也只见有改组再造的主张，而不见有改组再造的具体办法。

他声称，“党的纠纷，党的无能，党的腐化，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办法不良，制度不善，内容不充实的问题”。他认为国民党的现状，“清理无从清理，登记无从登记，名存实亡，有党等于无党。最好的办法是根本改造，重新做起”。

然而，刘又承认，这种根本的改造，势必引起重大的纠纷。

鉴此，他提出一种折中的办法，即一方面仍旧保留国民党的名称、形式和外表，以维持其历史和法统，同时在党内另建一种新的组织，以充实党的内容，重建党的灵魂。

刘健群所设计并命名为“布衣团”的新组织，不仅具有独立的一套，与国民党组织并行的组织系统，而且还拟以这个新组织，去剥夺国民党的权力本体。如建议“布衣团”团员，在国民党权力结构中，具有特殊的核心党员的地位，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布衣团”团员至少应占全额的 2/3;“布衣团”团员以外的党员则为普通党员，实际上是将国民党党员降为“二等党员”的地位。

这是一个具有自主性政党形态的组织。

其设计理念，与滕杰所拟的计划，以及蒋介石的意图，不谋而合。均是在保留国民党旧躯壳的前提下，重建一个新的政党形态的秘密组织。

滕杰和刘健群的“党内组党”计划，显然违背了国民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原则。

它之所以能付诸实施，显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全力扶持和赞助。

1932年1月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此后如欲革命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

蒋本来最初的设想，是在国民党之外，另成立一个"少年党”，并组织侦探队。

侦探队的任务，主要对内，“防止内部叛乱，制裁一切反对，监督党员腐化，宣传领袖主张，强制社会执行"。

但在与贺衷寒、康泽等黄埔门生商议后，蒋介石认为，公开的、普遍性的政党，容易腐化，最终决定成立一个以黄埔毕业生为中心，效忠于蒋个人的秘密核心组织，命名为“力行社”。

力行社由三个不同功能、不同名称，和彼此相对独立的，层级组织所构成。

顶层是“三民主义力行社"，是最高决策和指挥层;

第二层包括两个组织，即“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为承上启下的决策执行层;

第三层是“中华复兴社”，为领导群众，直接执行决策的阶层。

在“中华复兴社”之下，还设有一些外围团体。如“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会”、“西南青年社”、“中国文化协会”和“忠义救国会”等。这些外围团体，实际构成了力行社的第四层。

顶层的力行社，和中层的革命同志会，均各有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体系:中央设总社，省级设分社，县级设支社，区级设小组。

“中华复兴社”自身没有干部组织，受革命青年同志会领导。各阶层的人数，顶层“三民主义力行社”，大约仅有300 余名成员;中层“革命青年同志会”到1938 年解散时，约3万人;“革命军人同志会”，存在时间不到一年，人数多少不明;底层“中华复兴社”的成员有多少，说法不一，或说10万以上，亦说近50万。

力行社社员的吸收，采用层级递进制，先入“中华复兴社”，次由“中华复兴社”社员提升为革命同志会会员，再由革命同志会会员，晋升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社员。

能由同志会升入“三民主义力行社”者，很少。整个组织，具有高度秘密性和铁的纪律。

组织内部只有纵向联系，而无横向联系;只有自上而下的集权，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主;只有上层组织成员，领导和指挥下层组织，而下层机构的成员，除干部外，不知有上层组织的存在。

力行社从发起宗旨，到组织形态，均显示出，这是一个庞大的，具有严密组织系统的准政党团体。

作为一个组织的存在，虽然只有短暂的六年(1938年取消)，但力行社所辐射出的组织能量，却是惊人的。

其触角，几乎伸展和渗透到，中国政治社会的各个领域;其组织结构的严密性、复杂性和内部协调性，亦非既有的国民党党机器，所能企及。

数十万人的规模，更是战前国民党内其他政治派系，所无法比拟。

战前国民党党员人数，据1937年1月的统计，总计亦不过165万人，内中有名无实的军队党员，约占101万，海外党员约占11万，国内普通党员不到53 万人。

力行社成员中，只有一部分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力行社的组织规模，也反映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派系，而是一个自主性和组织力均甚强健的，堪与国民党党机器相匹敌的，准政党组织。

力行社成立以后，外间误传其名为“蓝衣社”或“蓝衣党”。如1933 年，一个名为“革命救国团”的组织，即编写过一本名为《蓝衣党的罪恶》一书。

由此亦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在对力行社性质的认知上，不是将它视为一个“派系”，而是视为一个“新党”。

力行社成立前后，正是蒋介石内外交困时期，故蒋对力行社期待甚殷。

1932年3月3日，蒋日记记录:“晚与力行社干部谈话，约三小时，冀其有万一之成也。”其后数月间，蒋经常约力行社干部谈话，细心指导力行社的工作。蒋介石认为，国中“反动之力甚大，非铁血不能解决”，因此有意将力行社打造成一个铁血组织，致力于特务、情报工作。

他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认真阅读《俾斯麦传》，阅后“深有慨也，故批曰:病弱之国，惟铁与血、危与死四字，乃能解决一切也。尤以利用危机，以求成功，为政治家惟一特能也”。

紧接着，他又阅读了《各国情报之内幕》一书，深叹“情报精巧与重要，实为治国惟一之要件”，“阅之手难释卷，甚恨看之不早也”。

之后，蒋再次阅读了《俾斯麦传》。而外间也很快纷传，蓝衣社乃法西斯组织。

1932年7月9日，《大公报》专门致电蒋介石，询问蒋介石，国民党内是否有“法昔司蒂”（fascist

，法西斯音译）。蒋矢口否认。

据力行社成员回忆，在1932年上半年，无论国家大小事情，蒋介石多与力行社商酌，备为咨询。力行社一度成为，参与国家最高决策的机构。

但从 1932年下半年开始，蒋介石对力行社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

在蒋介石看来，力行社干部最大的问题，是“幼稚”。

力行社成员后来的回忆表明，在1932年下半年以后，蒋对力行社的态度，由高度信任渐趋于冷淡。力行社与蒋的关系，亦由一个参与决策的组织，逐渐转变为，一个纯粹的决策执行组织。

1933年1月，蒋介石训令力行社的职责是:“一锄奸商，二除汉奸，三诛反动。务以实行而代宣传。”

蒋介石还亲自拟定力行社誓词:“服从领袖，实行主义，严守纪律，执行命令，尽忠职务，保守秘密，如有违犯，愿受极刑。”

力行社越来越趋向于，专门从事特务、情报和暗杀的组织。

那是蒋介石放弃改组国民党了么？显然，他只是有了新的组织构想，“移情别恋”了而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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