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却因毛主席批示而搬离。
1975年伊始，陈永贵，这位来自山西昔阳大寨的朴实农民，被委任为国务院副总理。几十年躬耕田野，他习惯了与土地亲近，与乡邻为伍的质朴生活。入住国家重要接待场所——钓鱼台国宾馆后，他却感到格格不入。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地毯、贴心的服务，这些都与他过去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让他倍感拘束。 日复一日，他面对堆积如山的公文，却找不到着手之处，远离了田间地头，他感到无比的失落与苦闷。
他无法适应这种与民众多隔阂的生活。他回忆起在大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与乡亲们同甘共苦，那种朴实而充实的快乐。如今，他被高墙深院所隔绝，无法直接了解基层百姓的疾苦，这让他心急如焚。于是，他选择离开这舒适却让他感到空虚的住所，奔赴西藏、大寨、广西、福建、新疆等地，深入基层进行调研。
他深知，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不能脱离群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他给毛主席写信，希望能将工作时间合理分配：一部分时间处理文件，一部分时间回到大寨参与劳动，其余时间则用于全国各地调研农业生产，并恳请搬离钓鱼台。
他在信中表达了他对钓鱼台环境的感受，这舒适的环境让他感到与民生脱节，如同被囚禁一般。毛主席阅信后，批示了简洁却意味深长的八个字：“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这既是对陈永贵请求的准许，也蕴含着对干部作风的深刻警示。
毛主席认为，真正的领导干部应该心系人民，深入实际，而不是沉溺于舒适的环境中，脱离群众，无法了解民情，也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因此，陈永贵搬离了钓鱼台，住进北京交道口一处简朴的小院，他拒绝了特权待遇，与几个同事同住，生活简朴，每天坚持工作，他的生活方式与他的身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坚持以农村户口领取工分，用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从不铺张浪费。
他依然保持着农民的勤劳作风，早起在院子里散步，春天还在院子里种果树，这与高官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他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同劳作，从实践中汲取经验，为国家农业发展建言献策。
毛主席的批示以及陈永贵的行动，对当时的干部队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永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为人民服务”的真谛，他搬出钓鱼台并非退缩，而是更贴近了人民，走进了更广阔的群众心中。他的“三三制”工作方法和始终如一的为民立场，至今仍被人们铭记。人们记住的，不是他曾经多高的官位，而是他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即使身居高位，也能不忘初心，始终与人民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