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铁匠朱其升看到家家户户都挂上了毛主席头像，他越看这个人越眼熟，于是偷偷将妻子拉到一旁对她说：“其实毛主席是我结拜兄弟。”妻子大惊：“你怕不是穷疯了吧！”
这并非虚言，这段不寻常的经历要追溯到1911年。彼时，年方十八的朱其升因生计奔波，辗转来到长沙，一个当时正值辛亥革命烽火连天的城市。街头巷尾，除了革命的喧嚣，更多的是市井的嘈杂和战乱的阴霾。年轻人们一面打零工维持生计，一面盼望着找到人生的方向。
正是在这兵荒马乱的街市，他邂逅了一位志向远大却孤身一人的青年——毛润之。这位来自湖南农村的青年，言语不多，但眼神坚定，一心想投身军队，却苦于缺乏引荐。朱其升那时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日后将成为举国敬仰的领袖。他们的结识，并非什么传奇故事，只是一次简单的互相帮助。
出于侠义心肠，朱其升为毛润之做了担保，两人一同加入了湖南新军，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尽管军营生活艰辛，却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深厚的兄弟情谊。朱其升性格豪爽，虽然不识几个字，却为人忠厚，经常将自己省下来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分给毛润之和另一个战友彭友胜，三人情同手足，在动荡的年代里，彼此扶持，共同追寻着属于年轻人的未来。
这短暂的缘分并未长久维系。一年后，毛润之离开了军队，投身革命和学习；而朱其升则回到了湖北老家，继承了父亲的铁匠铺，过着踏实平凡的乡村生活。此后，两人音讯全无，仿佛被时间的洪流冲散。
直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年过花甲的朱其升依然在小镇上以打铁为生。有一天，他走在街上，看到家家户户都挂着毛主席的画像，那张熟悉的面庞让他心头一震。尽管岁月磨去了少年的青涩，但那眼神中的神韵依然清晰可见。
他久久伫立，回忆起在军营中与毛润之一起度过的日子。他意识到，国家领导人正是当年与他同甘共苦的毛润之。经过一番犹豫，朱其升最终决定写信给毛润之，即使只是为了叙旧，他也想试探一下，那份兄弟情谊是否已被时间埋没。
他请镇上的私塾先生代笔，将自己的回忆口述成文。信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实的问候和对往昔的简单回忆。他没有奢望得到回应，毕竟，“润之兄”如今已是备受瞩目的国家元首，而他只是一个目不识丁的老铁匠。几个月后，他却奇迹般地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中南海的回信。
信中，毛主席亲切地称呼他“其升兄”，回忆起在军队里共同生活的点滴，感谢他当年的仗义相助，并附上了一笔不多的钱款，鼓励他继续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朱其升颤抖着展开信纸，一遍遍地阅读，虽然不识字，但他请人念给他听。读完后，他的眼眶湿润了，这并非因为钱款，而是这封信中流露出的温情，让他相信，往日的兄弟情谊并未被岁月冲淡。
这笔钱虽然不多，却足以点燃他心中小小的梦想。在物资匮乏、百业待兴的年代，他并没有选择挥霍，而是决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他用这笔钱在镇上开办了一家油布伞厂，理由很简单：油布伞在南方农村地区很常见，价廉物美，几乎家家户户都需要。
“和平油布伞厂”就建在几间简陋的房屋里，朱其升亲力亲为，从设计样品到烧水、安装伞骨，他毫无怨言。他用铁匠的技艺撑起了这片新天地，也把那封回信的回响化作一把把雨伞，送到了百姓的手中。
伞厂生意逐渐兴隆，从周边乡镇到集市，再到更远的县城，“和平”牌油布伞渐渐赢得了良好的口碑。镇上的人们开始尊敬他，不再叫他“老朱铁匠”，而是尊称他为“朱老板”。
但他始终保持低调，从不炫耀与毛主席的交情。那封信和回信被他用红布包好，锁在柜子最深处的抽屉里，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独自拿出来翻看。
1952年，朱其升受邀前往北京参加轻工业会议，这是他一生中莫大的荣耀。在中南海的会客厅里，他再次见到了毛主席。没有官场的客套，也没有虚伪的寒暄，两人简单地聊了几句，毛主席依然称呼他“其升兄”，并鼓励他继续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
这次北京之行，他带回了新的鼓励和第二笔资金支持。回乡后，他继续扩大工厂规模，购置新的设备，改善员工的伙食，还招收了几位年轻的学徒。
1956年，朱其升因病去世，他的葬礼并不隆重，但许多乡亲自发前来送别。伞厂由他的儿子朱青继承，虽然没有父亲那样的毅力，但仍然延续着这份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