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30日，一架载着外宾的专机从上海向北京飞去，飞机起飞后没多久，机长突然感觉头上的耳机被人摘掉，转头一看，一名歹徒恶狠狠地说道：“不许动，马上改变飞机航向，飞到台北的桃园机场！”   1982年7月30日，一架满载非洲某国军事代表团的飞机从上海起飞，仅仅起飞十几分钟，负责安保的郑延武，利用职务之便溜进了核心区域，随着锁门声，整个驾驶舱变成了一个密室。   郑延武早已做好同归于尽的准备，他右手持枪，左手已经泼洒了汽油并死死攥着打火机。   劫机者的意图非常明确，航向150度，直飞海峡对岸的桃园机场，面对枪口和足以把飞机炸成火球的汽油，机长兰丁寿和副驾驶张景海甚至连惊呼的时间都被剥夺了。   两位飞行员达成了一种令人惊叹的默契，面对“飞往台湾”的嘶吼，他们没有选择激怒歹徒，而是展现出一种经过伪装的顺从。   兰丁寿装模作样地调整仪表，将右边的罗盘刻度指像了150度，那个数字成了郑延武眼中的定心丸，让他以为计谋得逞露出了得意的冷笑。   然而，这只是机长设下的视觉陷阱，郑延武看不懂的是，就在他擦汗分神的那一瞬，飞机的控制权已经被悄然切换——右罗盘虽然指着东南，但实际上控制飞行的左罗盘早已带着飞机悄悄向西南方向折返。   在这场无声的博弈中，每一个眼神的交换都承载着全机人的性命，与此同时，副驾驶张景海的双脚正极其隐秘地在座位下摸索，悄无声息地拨开了地板上的通风口盖板。   如果不把高浓度的汽油味排出去，即便制服了歹徒，哪怕一颗走火的子弹击中地板，甚至是一个剧烈的摩擦，都可能引发瞬间爆燃。   此时，飞机的自动驾驶仪也被悄悄接通，两位驾驶员将座椅不动声色地调到了最后端，并悄悄解开了安全带——他们不是为了逃生，而是为了在狭小的空间里腾出那一丁点能让人暴起反击的施展余地。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通过地底通风口的气流效应，驾驶舱内让人晕眩的油气味终于开始变淡。   而在舱门之外，非洲贵宾们还在享受着航程，偶尔对于行程的小延误并不在意，他们丝毫不知道几米之外的驾驶舱里正在上演怎样的惊涛骇浪。   兰丁寿突然指着风挡玻璃外大喊一声，紧接着张景海也配合地喊出发现了“外国商船”，这种由于极度渴望成功而产生的条件反射，让郑延武本能地俯身贴向窗前查看——这是人性中无法克服的弱点，也是机组人员苦等的唯一破绽。   就像被压抑到极限的弹簧，兰丁寿和张景海几乎在同一毫秒从座位上弹射而出，死死扑向了那个可能会毁灭一切的身影。   狭小的空间瞬间变成了搏命的角斗场，身为受过特训的安保人员，郑延武的反应极快，在这毫厘之间，枪声还是响了。   狭窄的空间让这一幕惨烈无比：砰砰的枪声夹杂着发动机的轰鸣，在密闭空间里炸响，一颗子弹打穿了舱顶，另一颗直接钻进了张景海的大腿。   但肾上腺素的作用下，这种剧痛被暂时屏蔽了，三个人影扭打在一起，巨大的冲击力硬生生地撞开了那扇原本反锁的舱门，几个人像滚地葫芦一样从驾驶舱里摔到了外面的通道上。   一直在门外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的领航员刘铁军，此刻终于等到了介入的机会，但他面对的是让人眼花缭乱的一幕：三个穿着同样白色短袖制服的人在地上翻滚、死掐，场面混乱至极。   “底下那个！底下那个！”伴随着战友声嘶力竭的吼叫，刘铁军没有任何犹豫，他早已抄起了早已备好的消防太平斧，在那电光石火间找准了目标。   随着手起斧落的闷响，这场持续了数十分钟的空中危机，终于在这个疯狂的安保干部的惨叫声中画上了句号。   即使在如此惨烈的搏斗之后，这架“子爵号”依然平稳地飞行在云端，重伤的张景海强忍着此时才袭来的剧痛，在清理现场后重新坐回驾驶位，配合机长将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南京机场。   更令人称奇的是地面上的处置，舱门打开后，地勤与安保迅速介入，早已等待的救护车接走了伤员，而对于后舱毫不知情的贵宾们，这只不过是一次因为“机械故障”而导致的备降和换机，他们带着微笑走下舷梯，被礼貌地引导至另一架专机继续前往北京参加庆祝活动。   直至今日，那段航程的乘客们或许都不知道，就在他们谈笑风生的一板之隔，曾有一群中国机组成员，用智慧、鲜血和令人胆寒的勇气，把一场必死的劫难消弭于无形，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永远锁在了那个满是汽油味与火药味的驾驶舱里。  主要信源：（北京日报客户端——新中国劫机“第一案”：歹徒开6枪被制服，外宾丝毫未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