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陈毅在南昌短暂停留，设宴款待贺子珍。
春意盎然，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途经南昌，短暂逗留。得知老战友贺子珍也在此地，便萌生了宴请她的想法。巧合的是，江西省委一把手杨尚奎来访，盛情邀请陈毅多住几日。这使得陈毅陷入沉思：一方面，这方便江西省委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另一方面，他和杨尚奎曾是赣南的并肩作战的同志。最终，陈毅决定停留一天，顺便与江西的朋友共进晚餐。受邀的有两人：杨尚奎的妻子水静和贺子珍。
这次聚会，是陈毅与贺子珍阔别多年的重逢。他们上次见面还是1949年贺子珍初到上海之时，转眼已近十年。一见面，贺子珍便笑着说：“小陈，你发福不少啊！”陈毅爽朗地大笑，一时之间不知如何称呼这位昔日的老战友。在井冈山时，他总是称贺子珍为“大姐”或“嫂子”，如今只能正式地称呼她为“子珍同志”。
贺子珍似乎还停留在过去的称呼习惯中，她吃得很少，看着陈毅大快朵颐，不禁笑出声来，回忆起往事：“记得在新城迎接红五军时，那顿狗肉宴，你可是吃了一大盆，还说要给我提意见，现在肚子都吃大了！”陈毅闻言，笑着纠正道：“是在新城吃的？我记得是在茅坪，那时候缺吃少喝的，就想起你做的狗肉真香！” 年过半百的领导干部形象瞬间消失，他恢复了当年的率真，夸张地伸了伸舌头，又吃了一个包子，逗得贺子珍和水静哈哈大笑。她们劝陈毅留下来，去看看井冈山和瑞金。
水静比贺子珍年轻二十岁，与贺子珍相识不久，称呼她为“贺大姐”自然而然。水静回忆说，陈毅在贺子珍面前，从不提及主席的名字，却多次谈起井冈山，这体现了他对贺子珍发自内心的敬重。
陈毅与贺子珍的深厚情谊，在井冈山的老同志中是出了名的。当年，贺子珍与主席的婚事，还是由陈毅促成的。1949年贺子珍初到上海，主席还特意给陈毅发了电报，表示贺子珍的各项开销都可从他的稿费中扣除。陈毅则爽快地回应说：“上海这么大，养活贺子珍不成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主席对陈毅的信任。
初到上海的贺子珍闲不住，看着大家为新中国的建设忙碌，自己却要休养生息，心里十分焦急。一天，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和副书记谭启龙来华东局开会，顺便去看望了贺子珍。他们都是贺子珍在井冈山的旧友，谭启龙还是她的老乡，是从放牛娃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老友重逢，格外亲切，他们畅谈许久。陈毅鼓励贺子珍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贺子珍恳切地说：“我真想为新中国做点贡献，组织上安排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谭震林提议她去浙江工作，贺子珍欣然同意。不久后，经华东局批准，她被任命为杭州市妇联主任。
1955年2月，陈毅在上海市人大二次会议上再次当选市长。在调往北京任国务院文教科技领导之前，他将自己在上海的别墅赠予了贺子珍。这栋位于湖南路262号的中西合璧小洋楼，拥有宽阔的庭院和花园。贺子珍婉拒了这份厚礼，陈毅却反问道：“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还有几个？你没资格，还有谁有资格？” 贺子珍最终在上海安家落户，一住就是几十年。
1972年，陈毅去世的消息，直到很久以后才传到贺子珍耳中。当时，她正沉浸在刚出生外孙女的喜悦之中。一位江西老友来访，无意中透露了这个悲痛的消息，贺子珍悲恸不已。来访者这才意识到二人深厚的友谊，家人之前的隐瞒，是出于对贺子珍的保护。
后来，贺子珍得知主席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这才得到一些安慰。原来，主席是临时决定参加的，因此还受了风寒，这足以说明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