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周总理遇到徐海东，主动要求为其建房子，徐海东：我不能答应 1960年7月，“海东同志，你的房子还是那间旧瓦房？”周恩来在北戴河的海风里侧过身低声问。徐海东笑了笑，只回了三个字：“还能住。”两人并肩沿着礁石走，海浪一次次拍上礁面，像是为这场久别重逢的谈话打着节拍。 那一年，徐海东已在病痛中熬过整整二十载。回想1925年那个烧砖窑的青年，谁能想到他会一路冲杀到大将军衔？黄麻起义、长征、西安事变、抗日东进……战史里写满了他的名字，也写满了负伤、吐血和担架。1940年那场干部会上，他报告做到一半血洒讲台，被紧急抬到后方，自此卧床与战地成了他生活的两极。 身体垮掉，却管不住那颗想上前线的心。1946年中原突围，他咬着牙跟着部队转移，不能骑马就躺担架，敌机轰炸，他让战士们举着一截树枝当伪装；转战苏北时，他神情恍惚地叨念：“我还算军人吗？连中央都保护不了。”这种自责后来被周恩来反复提起：“海东一直拿自己当冲锋队，不把病当病。” 1947年秋，党中央下令将他护送到大连养病。那幢位于文化街75号的小楼紧靠海边，空气好得很，可他心不在此。每天散步时，只要看见邮差，他就要追问战况。毛泽东收到他的手写病情报告后，很快回信：“病有起色，甚慰，安心静养，以求全愈。”信纸不长，却让他揣在枕头底下一夜没睡。 1951年5月，周恩来夫妇挤出十天工夫专程跑到大连。那天徐海东扶着门框迎出来，话没说几句就哽住：“我没完成任务，对不起党。”周恩来拍拍他的肩膀：“胜利靠千万人，你份量不轻。”随后总理发现屋里挂着补丁叠补丁的新四军军服，开玩笑道：“不能把猛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呀！”将军却摇头：“衣服能挡风就行，钱留给烈士家属。”一句话，把客厅里的空气都说热了。临别时，总理悄悄留下一张条子，增加他的养病费，这才让警卫员把那身“叫花子”衣服拿去缝好了再送回。 1955年军衔制恢复，中央决定授予徐海东大将。消息传到大连，他反倒茶饭不思，第一反应是“受之有愧”。周恩来赶来劝说：“毛主席讲，你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这个军衔，不高也不低，正合适。”看他还是推让，总理沉下声：“这是组织决定，你不是替自己拿，是替牺牲的弟兄拿。”徐海东沉默良久，才慢慢举手敬礼。 一年后，他拖着残躯回到北京，自请工作。中央安排他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又让他主编《红二十五军战史》。资料堆得屋里寸步难行，他常常边翻旧电报边掉泪：“别漏掉一个烈士名字，漏了就是背叛。”字句听来刺耳，却是他心里最硬的规矩。 周恩来第三次登门，是在1958年。总理看到他依旧住在七年前的陋室，墙皮脱落，灯泡昏黄，有些恼火：“首都建设都提速了，你的房子还这样？”他一笑置之，“破点没关系，能睡觉。”总理当场批示：择地新建住宅。但工人刚到现场，就被将军拦下：“国家还欠着外债，别在我这花钱。”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幕北戴河对话。总理以为过了两年他会松口，谁知回答还是那句“不能答应”。周恩来只得无奈地转身，却在日记里写下一行字：“徐海东，心里永远装着别人。” 要说“不沾公家便宜”，徐家可谓铁规。大革命期间，他前后失去66位亲人。1949年后，他自掏千元要为烈士修墓，还再三叮嘱“不能惊动政府”。结果钱不够，侄子跑去求援，地方政府按政策接手。消息传到北京，他拍案而起，发高烧三天：“自己的事，怎么能花公家钱！”1958年回乡，他特地在陵园前向县领导鞠躬道歉。那场面，把一旁乡亲看得泪流满面。 对自己苛刻，对故土却慷慨。50年代，他跑到安徽茶科所讨来40万株茶苗，全部送回老家；又四处筹款，修了通往武汉的公路，还建起几座小厂。有人问他为何这样做，他憨憨一笑：“我是烧窑的，知道没路、没活计的苦。”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在郑州病逝。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那件缝了几十块补丁的新四军军服依旧挂在衣柜最显眼的位置，衣柜旁却静静放着一叠盖章齐全的房屋批建文件，从1958年起的四次批示，一次也没动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