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宋真宗赐给宰相王旦一壶御酒。王旦本来很开心，但是回家才发现，壶里装的根本不是酒，而是许多价值不菲的珍珠。王旦很是疑惑：难道皇帝还要贿赂自己不成？ 提起宋真宗，很多人恐怕并不陌生。 他在位二十五年，是继宋太宗之后的第三位皇帝，也是北宋政权逐步稳定、文化逐渐繁荣的重要推动者。 宋真宗生于公元968年，是宋太宗赵光义的第三子。 太宗死后，他继位为帝，即位之初便表现出谨慎持重的政治风格。 他重用文臣、崇尚儒学，进一步推进了科举制度改革，使得文人士子成为国家治理的主力。 然而，北宋的国土安全并不稳固。 北方的辽国（契丹政权）一直是宋朝最大的威胁。 宋太宗时期，几次北伐辽国皆遭失败，反而让契丹看出宋军的虚弱。 辽国皇帝耶律隆绪登基后，乘机出兵南下，欲再次威慑宋廷。 面对辽军压境、兵锋直指黄河，朝中大臣惶恐不安，有的主战，有的主和。关键时刻，寇准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皇帝亲征”，以振奋军心。 真宗本人本是性格懦弱之人，并不擅长军事。 但在寇准再三劝说下，他最终决定“亲征”。 真宗并未真正深入前线，而是驻扎于距离战场百余里的澶州（今河南濮阳），由寇准调兵遣将，安抚将士，严密部署。 辽军虽锐不可当，但在久攻不下、后方补给困难的情况下，也开始犹豫。 而真宗“御驾亲征”的姿态，对宋军士气是一针强心剂，辽军也担忧宋朝可能“孤注一掷”。 最终，在宋辽两军对峙僵持之际，双方转入外交谈判。 经过多轮交涉，双方于公元1005年达成历史性协议——澶渊之盟。 盟约规定，宋朝每年向辽国输送“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换取辽国撤军与和平。 澶渊之盟的签订，是一次典型的“以金换和”的外交操作。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宋朝表面迎来了和平，但在舆论场中，却掀起了轩然大波。 有人认为，这份岁币换和平的协议实乃“丧权辱国”的象征，是北宋对契丹的屈辱妥协，是“城下之盟”。 对于皇帝宋真宗而言，这种内外的非议同样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虽然不擅长军事，但深知“帝王之道”，也十分在意自身形象与历史定位。为了挽回颜面，重塑天子威仪，宋真宗开始谋划一场充满政治象征意味的举措——封禅泰山。 在中国古代，封禅泰山是皇帝祭天告地、昭示功德的最高礼仪。 自秦始皇首创以来，历代帝王中真正有资格封禅者屈指可数。 历朝皆以“功盖天下、泽被四方”为前提。而澶渊之盟后的北宋，虽然国势稳定，却难言“大功告成”。 因此，宋真宗必须要先“制造”出一套配得上封禅的“天命”氛围。 这一策略的关键人物，是王钦若。 此人本是文臣出身，深谙“造势之术”，善于揣摩上意。 面对真宗的焦虑，王钦若进言道：若要挽回民心，化解非议，不妨效仿古帝封禅泰山，以“天子受命”的姿态镇服天下。 所谓“天降祥瑞、国泰民安”，只需布置得当，文告与礼仪配合，就可营造一场“盛世天命”的政治大戏。 真宗闻言甚喜，但他也明白，封禅之事非比寻常，不仅需天命，还需朝臣的广泛支持，尤其是宰相王旦的认可。 王旦为人刚正、理性务实，是朝廷中的重臣，其态度决定了群臣是否附议。 王钦若于是出面游说，先与王旦通气试探，然王旦对此并不热心，未置可否。 于是，宋真宗亲自下场。 他赐宴王旦，言辞恳切，表露心迹。 酒宴之后，又特意赏赐王旦一坛好酒，谦称“此酒风味不错，可带回与家人共享”。 王旦回府后启封酒坛，赫然发现坛中满是晶莹剔透的珍珠，顿悟其意。 王旦身为老臣，心知不可逆君意。 至此，他不再持反对立场，封禅之议遂在朝堂顺利通过。 公元1008年，宋真宗正式登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声势浩大，礼仪严整。 此次封禅，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次具有完整仪式的“泰山封禅”。 真宗此举虽然达成了短期的政治目的，但从长远来看，却使封禅制度沦为权谋工具，其庄重神圣也随之破产。 后世人提及“泰山封禅”，常以宋真宗为笑柄，也就渐渐不再大搞封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