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裴章对革命有功，枪下留人！”1951年，地主徐裴章被判死刑，行刑时，他已经绝望，谁知地委书记却派人送来一封信。 请有缘人留个“关注”，说说您的精彩见解，共勉之~ 这12个字，救了一位有功之臣，1951年，春天刚到，宿松县五里墩的操场却凉意森森，那里正举行一场公审，围观的人群把操场围得水泄不通，人们情绪激昂，怒声不绝，有些人眼里甚至闪着报仇雪恨的火光。 而台上的那个人，正是曾经在当地权势滔天的徐裴章，谁也没想到，这位曾一度被称为“东门口第一绅士”的地主，如今会是众矢之的，他头发凌乱，神情木然，棉布衣衫沾满尘土，双手被反绑着，那根麻绳勒得他皮肤泛紫。 站在台上，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控诉，他一句话都没说，只低着头，沉默里藏着的，不只是恐惧，更有某种决绝，判决下来的那一刻，他几乎没反应。 因为早知道，这天迟早会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地主分子”来说，枪决不过是个程序问题，可真正被押往刑场时，他的眼神仍微微颤了一下——是怕？是悔？谁也无法确认。 就在行刑的枪口即将扣动，一声惊呼划破了死寂，一封突如其来的信件被高举着，大声宣告：“地委急电，行刑暂缓！” 这封信出自大冶地委书记张体学之手，言简意赅却字字千钧，原来，这个被众人唾骂的“恶霸”，在解放前竟曾舍命救过共产党干部，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折，不仅让在场群众瞠目结舌，也引发了人们对那个动荡年代的深入思考。 时光倒流至1946年夏天，中原突围受挫后，一支新四军小分队与主力部队失散，张体学和赵辛初就在其中，他们连夜奔逃，仅剩几支枪，衣衫褴褛，处境岌岌可危。 国民党的追捕从未停歇，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他们找到了徐裴章，谁也没想到，这个被贴上“恶霸”标签的人，在关键时刻展现了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为两位共产党干部提供了帮助，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了不为人知的一笔。 在那个身份就是生死线的年代，一个身居国民党地方职务的地主，面对两个浑身血迹的共产党干部，本可以将人交出去，换来荣华。 但他没有，他把人藏在家中阁楼，锁门谢客，亲自熬粥送水，几天后，他设法搞到通行证，把两人伪装一番后送出县界，这段过往，他从未对外讲过半句。 土改运动席卷而来时，他知道自己无法逃脱，他选择不申辩，什么罪名都认，不是没有机会翻案，只是他怕一旦牵扯到过去，不止自己，他的家人也将难以幸免。 直到这封信被送到县里，那段尘封的历史才浮出水面，当年被他救下的张体学与赵辛初，早已是党内高层，他们联名作证，并附上了当年军装残片、通行证存根等实证。 县里连夜复查，最终撤销死刑，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他出狱时已满头白发，那年的他，变了，没人再看到他高高在上的模样，他成了合作社的账房先生，细致认真，从不多取一分。 洪水来的那年，他悄悄把藏在炕底下的银元，分发给几个孤寡老人，再没有人喊他“老爷”，但有些老人开始说“这个人啊，也不是一无是处。” 干部问他，为啥当初不说自己救过人，他只是苦笑，摇头，那时候，人一说多了，就容易死得快，这个人的命运，在一次救人中埋下伏笔，又在一次杀机中被人记起。 是巧合，也是命数，可他做那个决定时，没有见过现在的中国，也不知他救的那两人会成什么样，他唯一做的，只是在一个黑夜中，把门打开了。 后来，他病重去世，身边没有亲人陪着，只有村支书为他送终，他托人交给村里一个铁盒，里头装着几张发黄的粮票、一封折痕深重的信和一串老旧算盘珠子，那封信，是张体学十几年前写的。 算盘珠子，是他年轻时最得意的“家传物”，粮票，是他出狱后攒下的——留着，怕有一天谁断了口粮，这个故事，曾在县里流传多年，有人说他是“洗白”的，有人说他其实早有反骨。 但没有谁能否认一点，在那个危如累卵的年代，有个人，选了一个能救命的方式，却没想过为自己谋退路，时代走远了，我们回头看，会发现有些人不能简单归类。 恶？有之，善？亦存，在功与过之间，在忠与错之间，人性的复杂让人低头思考，有人说，徐裴章的一生像是一条分岔的路，他走过旧社会的巅峰，也经历新政权的铁锤，他救人，也伤人，他的选择，既有机会主义的犹疑，也有道义上的冲动。 但无论如何，他活成了一个让人难以一笔勾销的人物，历史不能改写，但可以铭记，在这场大浪淘沙的年代里，那些真实、矛盾又不完美的人，才更接近真正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