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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之变前夕:为什么说这件事才是政变真正的导火索?

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向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势力发动了一场血腥政变,史称戊戌之变。戊戌六君子

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向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势力发动了一场血腥政变,史称戊戌之变。

戊戌六君子

戊戌之变的结果是,持续了百余日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戊戌六君子慷慨赴死,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往国外,光绪失去了人身自由,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重新掌权,从幕后重新走向台前。

变法的三股政治势力

马关条约之后,全国上下,对于变法是有共识的,总略算下来,一共有三股大的势力:一支是洋务派,以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为代表,对比之前,洋务派骨干发生了些许变化:奕䜣故去,李鸿章因为签了马关条约,被人骂的下了台,张之洞成为代表人物;另外一支就是康梁为首的维新派,精神领袖是康有为,戊戌六君子是骨干;最后一支就是一直想变法图强的光绪和支持他的大臣们,也就是所谓的帝党,最出力的大臣当然是光绪的老师翁同龢。

康有为讲学

他们最大的障碍则是以慈禧、亦劻、荣禄为首的后党,也就是守旧派。但变法之初,难能可贵的是慈禧也认识到了变法的必要性,所以基本上是放权给光绪了。有资料记载,慈禧跟光绪说:

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

如果让荣禄发表观点,“祖宗之法不可变”就完事了,想变法?门都没有。

荣禄:时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在戊戌变法中角色复杂

1898年夏天,慈禧基本上就住在颐和园消暑,估计也非常期待光绪帝能搞出点成果。因为对洋人既恨又怕的她,也实在想通过学习西方先进制度,让大清也真正的硬气一把。因此,在前期,守旧派的诸多反对意见,慈禧也是捂着摁着,想看看效果再说。

按照当时的局势,洋务派的思路是“目前大创之后,诸臣争谋新法,中国应办之事,可依次第进举行”,因为他们知道,变法需要守旧派这边让渡利益,急是急不得,凡事都是边谈边打,搞完一件再办下一件。因为当时的清朝,一锅端了守旧派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思路不是最优解,但好歹是可行解。

洋务派

光绪应该知道,无论是守旧派还是洋务派,都惟慈禧马首是瞻,如果事事请示慈禧,事一样样的办,估计也出不了大问题,但因为整个戊戌变法基本上是维新派操盘的,于是状况频出,很多东西都脱离了控制,黑天鹅一只只飞起...

维新派稚嫩的操盘水准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变法正式开始。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戊戌变法

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由变法内容可以看出,守旧派在军政财三方面的利益均受到巨大挑战。于是,以御史杨崇伊等为首的守旧派言官大肆攻击新法,更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

1898年9月4日,光绪大胆了一回,把礼部不肯传递奏疏的6个堂官革职,然后这老几位马上派人跑到颐和园找慈禧告状去了。之前人事任免,都是慈禧的活,对于这次越权,慈禧虽然心里不高兴,但是还肯忍让,但也训示了光绪:

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循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

慈禧和光绪

到了后面,光绪拟开懋勤殿,并设置顾问官,慈禧觉着越界了,果断否决了光绪的想法。同时,守旧派的情绪越来越大,如果不是慈禧压着,几乎都要纷纷暴起了。光绪心中忐忑,于是下诏杨锐,让维新派详细商量章程,以尽快挽回局面。

据后续史料记载,其原始诏书内容如下: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诏书是发给杨锐的,杨锐是京中名士,做过张之洞的幕僚,很得张之洞赏识。它的这份诏书,后来辗转于杨锐的儿子杨应昶、学生黄尚毅之手。10年后,这份密诏被他们交给清政府都察院,后世才知道这份诏书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军机章京杨锐,京中名士,很受张之洞赏识,谓杨聪、杨锐兄弟两个有轼辙之才

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杨锐原版诏书在公布前,康有为流亡海外时,出示的诏书版本: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也就是说,康有为曾经处于某些因素的考虑,改过诏书。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时候,光绪当时为什么没有去找自己的师傅翁同龢而找杨锐呢?原来,此时的翁同龢已经被开缺在家了,至于原因嘛:光绪帝想召见康有为等人,他表示不同意;光绪帝想奖赏维新派人士,他又极力反对,于是,急着推进变法的光绪就安排他走人了。老成持重的翁同龢一走,守旧派里的各路刺头,就全留给了维新派的新班子。

翁同龢曾举荐过康有为

光绪因为慈禧对自己的不满极为焦虑,但因为他深感自己没有兵权,于是把眼光投向支持维新的军界。这时候,袁世凯走进了光绪视野,袁世凯曾经支持过康有为的强学会,又是捐款,又是参加强学会活动,和维新派走的比较近,于是获得了光绪的信任。

当时的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初见成效,光绪分别在9月14日、9月17日召见过袁世凯两次,两迁其官,并打算授予他候补侍郎职,以和荣禄分庭抗礼,获得自己梦寐以求的兵权。

袁世凯小站练兵

这件事严重的刺激到了荣禄,于是,荣禄一边以英俄开仗为由,三次致电袁世凯回津;一边调度京津军队,以防维新派异动。这些行为让维新派极度紧张,决定铤而走险,构思了一个大招 — “围园劫后”。他们的指导思想是:只要有皇帝支持,再有一位手握重兵的人支持,控制住慈禧,再杀掉几个荣禄这样的一二品的大员,改革也就成功了。

在维新派眼中,袁世凯身受光绪厚恩,维新派标签明显,手中握有七千新建陆军,且距离北京非常近,是“围园劫后”计划实施的最佳人选。于是就有了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这个著名的历史事件。据袁世凯后面披露的《戊戌日记》记载,9月18日,谭嗣同到法华寺找他谈话的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

(谭嗣同)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戊戌变法时期袁世凯任直隶按察使

据袁世凯的说法,谭嗣同大致的计划是“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多人”。也就是说,维新派在这里雇佣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专门配合袁世凯围园时去劫持慈禧。这个行动小组有个领袖人物,叫毕永年。这件事记录在毕永年多年后公布的日记《诡谋直纪》中,但其真实性不可考。

但现实情况是,袁世凯虽然平时支持强学会等社团,但他连自己的小弟们打个靶都要等着上头发子弹,怎么可能参与到变法中去?袁世凯的日记里说,“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谭嗣同形象

那袁世凯是怎么告的密,又怎么影响了慈禧的决策呢?据袁世凯自己的《戊戌日记》说:

(9月20日)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

9月19日,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紫禁城。9月20日深夜,慈禧接到荣禄密报,慈禧于是发动政变,21日开始抓人,抓人的节奏是这样的:

9月21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9月24号才又下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

这里有三个疑点:

一是慈禧为什么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紫禁城?慈禧必然有所决断,才返回大内控制局面,据史料记载,慈禧一回大内,光绪就搬到了瀛台二是“围园劫后”是极其严重的军事政变,如果18日袁世凯在京即获悉,却两日后才在天津汇报,如此怠慢,就是死罪,即便事后荣禄力保,恐怕也难逃处分。戊戌政变之后,袁世凯啥事没有,就很能说明问题,所以按常理度之,袁世凯肯定干了朝廷认为应该干的事三是如果袁世凯告密,慈禧为什么分两拨抓捕呢?实属异常

所以,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什么才是戊戌政变的导火索?

根据上面推断,慈禧19日回宫,应该是和袁世凯告密无关的,其后,慈禧分两拨抓人,也佐证了袁世凯告密和戊戌政变是两根线,戊戌政变事出他因。21日,慈禧训政后,袁世凯看帝后之争的结果已经清晰,怕自己这个维新派标签太明显,受牵连,所以才毅然而然下定决心,把维新派推上绝路。

袁世凯的影视形象

但这里也有个问题,如果袁世凯知情不报,也是重罪,关于这件事,荣禄的亲信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有这么一个记录:袁世凯20日回津见荣禄,说有人“结党煽惑,谋危宗社”,但帝后之争尚不明朗,还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故没有说出谭嗣同的密谋。

21日,杨崇伊从北京带来太后训政的消息,袁世凯害怕康有为被捕,从而供出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且“袁乃跪求荣为作主”。

当然这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袁世凯七子袁克齐回忆,他曾听家中仆人卞爽琴说:“记得是戊戌那年,有一天下午八点多钟,忽然有一个人求见袁大人。门上拦不住,他直入大人书房……那人走了以后,大人就匆匆去了亲王处。过了几天,听说太后把光绪皇帝囚在瀛台,把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个人杀了。后来才听说,那天晚上来的那个人就是谭嗣同。”按这个说法,袁世凯是18日见过谭嗣同后立即告了密,但仍没有和盘托出。

其后据杨度日记说,“时袁在京,谭复生以兵挟之,袁已告庆王,事遂败”。邓之诚《骨董琐记》中曰:“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也就是说,9月18日,袁世凯在谭嗣同会晤后,就马上跟亦劻把这件事说了。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很大可能,是袁世凯想洗清自己对维新派的戕害嫌疑。

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

无论哪个版本,结果都一样。但问题是,19日,慈禧为何突然返回宫中呢?从当时的情况看,最大的可能反而是这件事。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1989年9月,本是冤家对头的日本前相伊藤博文访问中国,收到了当时维新派的热烈欢迎,光绪帝对这位中兴日本的名相很是期待。

伊藤博文

9月20日,在勤政殿觐见光绪皇帝。光绪跟伊藤博文说:“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侯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祈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 并“愿嗣后两国友谊,从此益敦”。伊藤表示“敬遵宠命,他日猥承总署王大臣下问,外臣当竭其所知以告”。

9月20日,维新派上书光绪皇帝,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

伊藤博文剧照

慈禧对外国人的态度是既怕又恨,对于光绪和维新派一起尚无多少担忧,但是伊藤博文就不一样了。于是在伊藤博文拜会光绪之前就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想了解光绪的具体想法,返回紫禁城后,听闻光绪和维新派言行,惊觉事态严重,自觉“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于是,在伊藤博文和光绪见面的次日,也就是9月21日,后党就发生了戊戌之变。对这件事,伊藤博文后来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21日,突然发生政变,太后劫夺政权。此乃皇帝推行过激改革的缘故,万事效法日本,甚至打算改穿西服,太后听说了便大不以为然。又有一说,谓皇帝欲排斥太后。中国之事,究竟何者为真,实难判断。

因此,伊藤博文访华和所谓的合邦之举,聚合了守旧派之前压抑的反对情绪,才导致了慈禧的政变,这个时候,康有为他们的罪名也仅仅只是结党。等到袁世凯通过告密真正的自证清白时,徐致靖、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谭嗣同、康广仁等七人才被捕下狱,未审即判,慷慨赴死。不过,徐致靖因李鸿章求情而逃过了一劫,史上于是只留下了“戊戌六君子”的英雄传奇。

所以,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操盘还是失于操切,未能联合该联合的力量,凡事筹谋,又失于缜密,以至于张之洞后讥讽康有为等“万年也不能成事”,只是可惜了光绪满腔的热血和激情。也怪不得后来章太炎,专门写了一副对联讽刺康有为:“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在末尾嵌入了康有为的名字,细读之下话语未尽,上联隐去“妖孽”,下联隐去“贼”。

结束语

戊戌事变的诸多细节,众说纷纭,真相如今已不可考,我们只能沧海拾遗,试图通过斑驳的碎片拼凑出完整的历史脉络。但结果还是令人唏嘘,当时的中国,还是丧失掉了这次革新自强的良机,让晚清堕入更深的绝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