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国家元首常年隐身，行政实权尽归总理掌控。

单从头衔来看，印度总统的分量似乎重若千钧——身为国家元首兼三军最高统帅，头顶着国家最高荣誉的光环，可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这一职位更像是一件精致的礼仪摆设。

与总统的产生方式不同，普通民众并没有直接投票选举总统的权利，总统职位由联邦议会及各邦立法机关选举产生的议员共同投票选出，每五年举行一次换届选举。

就拿现任总统德劳帕迪·穆尔穆来说，2022年7月25日正式就职时曾引发全国性的关注热潮，因为她不仅是印度首位女性部落总统，其来自奥迪沙邦的部落背景更象征着边缘群体的政治突破，这样的历史意义让相关新闻连续多日占据媒体头条，但热潮褪去后，她便迅速回归低调，淡出了公众的核心视野。

总统日常公开露面的场合早已形成固定范式：出席各类活动的开幕式、签署议会通过的法案文件、偶尔以国家象征身份出国访问，即便在这些有限的场合中，每一个环节的流程和内容也都必须遵循内阁的安排，丝毫没有自主决策的空间。

印度宪法第74条有着明确规定，总统行使职权必须依据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的建议，说得直白些，就是莫迪领导的内阁团队提供什么方案，总统便负责盖章确认，完成形式上的生效程序而已。

与总统的象征性角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理才是印度政坛真正掌控局势的核心人物。

莫迪自2014年首次出任总理，2019年成功实现连任，到2024年6月9日第三次宣誓就职，已经稳坐总理宝座超过十年，这样的执政稳定性绝非偶然。

尤其在2024年开启的第三任期内，即便印度人民党未能获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需要联合其他政党组成联盟政府，莫迪依然保持着从容不迫的执政姿态，从未显露丝毫慌乱。

从重大经济改革的推进到关键外交谈判的落地，所有核心政策的制定与拍板都由他亲自定调，印度近年来的发展轨迹上，几乎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深深镌刻着莫迪的印记。

内阁的核心权力高度集中于总理一人之手。

内阁会议由总理亲自主持，国家预算的分配方案由总理最终敲定，即便涉及国防部署这样的敏感事务，也只有总理办公室拥有最终决策权。

2025年1月31日，总统穆尔穆按照惯例在议会预算会议前发表致辞，在讲话中强调印度政府的效率已实现三倍提升，这番表态看似是总统对政府工作的肯定，实则不过是按照内阁提供的纲要，为总理团队的施政成果背书造势。

在具体政务操作环节，总统与总理的权责划分更为清晰——穆尔穆只需在预算会议上完成形式上的预算书递交仪式，转身之后，预算案的辩论、修改以及后续的执行工作，便全部交由总理办公室统筹处理，总统彻底沦为"仪式感担当"。

这种角色分工在议会制政体中并不罕见：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专注于礼仪性工作，而国家治理的实权则牢牢掌握在实际操盘的政府首脑手中。

回溯印度的制度设计源头便会发现，1950年颁布的印度宪法早已奠定了这样的权力格局，宪法制定者刻意限制了元首的实际权力，避免出现个人独裁的风险，转而确立了集体决策的核心原则。

议会制政体的核心要义便是责任共担，政府首脑及其团队必须获得议会多数派的支持才能站稳脚跟，一旦失去议会信任，便会面临立即倒台的风险，这种机制从根本上决定了总理必须成为政策的核心制定者。

过去十年间，只要提及印度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高铁网络投资或是全民疫苗接种计划，这些标志性成就的背后必然贴着"莫迪标签"，从未有任何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是由总统亲自挂帅推进的；相反，2025年上半年穆尔穆出访非洲期间，即便签署了若干合作协议，也多以文化交流、民间友好等象征性领域为主，真正涉及大额贸易的核心协定根本轮不到她介入，那些关键合作早就在G20峰会等重要场合由莫迪提前敲定。

这样的权力安排实则蕴含着深刻的现实逻辑，印度地域辽阔，宗教信仰多元，民族构成复杂，若让缺乏议会支持的总统介入实际治理，极易引发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而总理由议会多数党推举产生，拥有坚实的民意基础和政党支撑，在推行政策时自然更具权威性。

比如莫迪开启新任期后，立即着手调整内阁阵容，将边防安全与数字化转型列为重点工作方向，这样的决策速度之快，让反对党根本来不及反应，相比之下，总统参与的剪彩、慰问等仪式性工作，根本无法引发媒体和公众的持续关注，所有全媒体镜头的焦点，都自然而然地围绕着总理这一核心人物转动，这既是制度设计的结果，也是复杂国情下的现实需求。

归根结底，宪法与制度的规矩早已将总统的权力框定得明明白白：即便宪法赋予总统赦免罪犯、宣布紧急状态等权限，但这些纸面权力的行使必须经过内阁同意才能生效，哪怕是解散人民院或批准国际条约这样的重大事项，总统也只是按部就班完成程序，没有任何自主决策的空间。

即便穆尔穆偶尔获得公开亮相的高光时刻，比如主持公务员培训大会时提及Adi Karmayogi计划，也无法改变权力的本质格局——该计划的整体框架和实施细则，早在几年前就由莫迪总理牵头制定并推进落地，总统的发言顶多算是在已有成果基础上补充几句表态，做些收尾性的总结而已。

在国际舞台上，这种权力分工同样清晰可见，2025年天津上合组织峰会上，能源合作等核心议题的谈判虽由各国外长先行沟通铺垫，但最终的关键决策仍需莫迪亲自出面敲定——等到合作协议正式生效时，穆尔穆只需发布一封贺电表示祝贺，点到为止即可，无需也不能过度参与。

在司法领域，总统虽拥有咨询最高法院的权利，但这种咨询仅停留在顾问层级，根本无法影响司法判决的最终走向。

这种元首虚位、总理实权的模式，与美国的总统制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掌握着核心行政权力，甚至拥有否决国会法案的权力；而在印度，包括德国、新加坡等采用议会制的国家都遵循着类似的逻辑，通过明确的权责分工避免"一言堂"的出现，防止制度运行出现偏差。

1975年印度实施全国紧急状态的历史事件便是典型例证，当时紧急状态虽以总统令的形式颁布，但幕后的实际推动者却是政府核心圈层，总统只是履行了形式上的程序。

紧急状态结束后，印度对相关制度进行了局部调整，但元首虚位、总理实权的核心结构从未改变，一直延续至今并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