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钱学森通过众多关系，在美国获得了激光陀螺的一些相关信息，送到国防科技大学，可那时人们都对这项技术知之甚少，也很少有人敢轻易尝试，这时一位任职教师高伯龙决定尝试一番。 那时候，全世界都在搞激光陀螺，但因为一个叫“闭锁效应”的技术死结，连美国人都一度想放弃。国内好几家科研单位试了一圈，碰得头破血流，最后都撤了。钱老送来的那两张纸，虽然指明了方向，但距离造出真东西，中间差着十万八千里。 1975年，高伯龙47岁。按理说，这个年纪的知识分子，求稳是常态。但他做了一个让旁人无法理解的决定：离开心爱的物理讲台，去接那个谁都不看好的激光陀螺项目。 高伯龙心里的账算得很清楚：个人的喜好再大，大不过国家的急需。 国防要自主，导弹要精度，没有这个陀螺，咱们的武器就是“近视眼”。既然没人干，那我就来干。 这一干，就是整整二十年的“冷板凳”。 当年高伯龙团队的条件，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实验室在哪？一个废弃的旧食堂。 设备哪来？没钱买，关键是国外封锁，你有钱也买不到。高伯龙带着学生，连最基本的铁架子、点焊机、高压电源都是自己动手敲敲打打做出来的。 在那段日子里，高伯龙不仅是科学家，还是工程师、甚至是装修工。为了解决理论难题，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疯狂计算。大家要注意，那时候没有超级计算机，所有的核心数据和理论推导，全靠人脑和手算。 他在这个破食堂里，硬是反推出了激光陀螺的关键理论，提出了一套中国独有的“四频差动陀螺”研制方案。 这个方案一出来，业界哗然。为什么？因为这跟美国人走的路子完全不一样！当时的主流观点是“跟着洋人走”，洋人怎么干我们怎么学。可高伯龙偏不，他经过严密的数学推导，认定美国人的路子有缺陷，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 “外国有的，我们要跟踪；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吗？” 这句话，高伯龙说得掷地有声。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1984年，高伯龙的实验室样机做出来了。偏偏这时候，美国人宣布彻底放弃同类型的研制。这下好了，国内的质疑声铺天盖地：“连美国人都搞不成的技术，你高伯龙凭什么能成？”“这是不是在浪费国家经费？” 到了1993年，工程样机在鉴定过程中突然出了故障，专家组的脸色很难看，甚至有人提议就此止损，项目下马。 如果项目这时候停了，这十几年的心血就全白费了，中国的激光陀螺事业可能要倒退几十年。 在这个节骨眼上，高伯龙站到了专家组面前，拍了胸脯：“一年！给我一年时间，我一定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做不到，我负责！” 接下来的这一年，高伯龙和他的学生们几乎是拼了命。这里有个细节特别打动人：为了抢时间，高伯龙几乎没按时吃过一顿饭。 他的老伴后来无奈地说：“跟他结婚几十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给他热饭。” 1994年，奇迹发生了。 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顺利通过鉴定！更让人振奋的是，他们还顺手搞出了一个号称“检测之王”的全内腔He-Ne绿光激光器。这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德之后，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那些曾经质疑他“浪费钱”的人，彻底闭上了嘴。高伯龙用事实证明：中国人的路，走通了！ 高伯龙不仅是个搞科研的“狂人”，在带学生这事儿上，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怪脾气”。 现在很多导师都喜欢让学生多发论文，论文越多越光荣。可高伯龙反其道而行之。他对学生说：“没有原始创新的论文不要发，阶段性成果的论文少发。” 在他眼里，搞科研不是为了凑篇数评职称，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有个故事特别有意思。他的大弟子龙兴武，刚读博那会儿，高伯龙让他去研究“工艺”。龙兴武心里有点嘀咕：我一个堂堂博士，去研究怎么镀膜、怎么焊接，这不是大材小用吗？ 但高伯龙很严肃地告诉他：我们的理论没问题，为什么精度上不去？就是因为工艺太差！工厂做出来的东西达不到要求，你作为博士，如果不去解决这个“卡脖子”的工艺问题，理论再好也是废纸一张。 后来龙兴武深入工厂，把工艺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了，这才有了后来陀螺精度的质的飞跃。这时候他才明白导师的良苦用心：真才实学，就是要有解决泥坑里问题的能力。 2008年年初，南方遭遇了那场罕见的冰灾。整个长沙城电力紧张，实验室白天限电，只有晚上才有电。 这时候的高伯龙，已经80岁高龄了。 在那一个个寒风刺骨的深夜，在国防科大的校园里，你会看到一位头发稀疏的老人，穿着那件标志性的绿作训服，脚上踩着防滑的黄胶鞋，在积雪的小路上一步一挪地往实验室走。 他去干什么？去盯数据，去指导学生。 一直熬到清晨停电，他才拖着冻透的身子，步履蹒跚地回家。 那时候他正在搞“旋转式惯导系统”。这又是一个被专家们否定过的方案。大家都觉得给系统加转台是多此一举，但高伯龙经过调研，认定这是提升精度的必经之路。 结果呢？2010年，这个系统问世，精度直接干到了国内第一。如今，这套系统已经成了国内惯导界的主流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