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海南三亚，一名农民挑着刚采摘的南瓜，去集市上卖。忽然，被一个日军叫住，并拎起筐里的南瓜进行搜查。农民回头望了望，脸上写满了无奈 这个农民叫阿明，家就在离集市三里地的红沙村。地里的南瓜是他开春就种下的，忙活了两个多月，就盼着卖几个钱给卧病在床的妻子抓药。妻子的咳嗽从去年入冬就没好过，村里的郎中说再拖下去，怕是要熬不过春天。 阿明攥着衣角里仅有的几个铜板，那是他前天帮人劈柴换来的，根本不够抓一副草药。他盯着日军那双皮靴，靴底沾着的泥块里，还混着红沙村田埂上的碎草，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趟集市怕是不好走。 日军的手在南瓜堆里翻来翻去，指甲缝里的黑泥蹭到了南瓜皮上，原本鲜亮的瓜身瞬间多了几道脏痕。阿明的肩膀塌着，扁担压得他锁骨生疼，却不敢挪动半步。他看见日军腰间挂着的刺刀，刀鞘上的红布条被风吹得晃，那颜色刺眼得很。 前几天村里的二柱就是因为挑着红薯路过岗哨，被日军怀疑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粮，当场就被刺刀挑破了箩筐，红薯滚了一地，人也被踹得吐了血。阿明不敢想自己的下场，他的筐里除了南瓜，就只有藏在瓜底下的一个粗布小包，包里是郎中偷偷塞给他的半副草药，说能先顶几天。 周围的摊贩都低着头，没人敢出声。卖咸鱼的阿伯缩卖咸鱼的阿伯缩在摊子后面，手里的秤杆攥得发白，他上个月刚被日军抢走了一筐鱼，还被扇了两个耳光，半边脸肿了好几天。 集市上的喧闹早就没了，只剩下日军叽里呱啦的呵斥声，还有风吹过竹棚的沙沙响。阿明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他能感觉到日军的目光扫过他的脸，那眼神里的轻蔑和凶狠，像针一样扎在他的皮肤上。 日军翻了半天，没翻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不耐烦地抬脚踹了一下筐沿。一个熟透的南瓜滚落在地，“咚”的一声，摔得四分五裂。阿明的心跟着揪了一下，那是最大的一个瓜，原本能卖个好价钱。他想弯腰去捡，却被日军的皮靴踩住了手背，钻心的疼瞬间传遍全身。 他咬着牙，没敢喊出声，眼泪却在眼眶里打转。他想起儿子小海，去年日军进村扫荡，小海为了护着家里的老母鸡，被日军推到墙上撞破了头，到现在额头上还留着一道疤。儿子哭着说要打跑日本人，他当时还骂儿子不懂事，现在才知道，不是孩子不懂事，是他们这些大人，连保护自己的家人都做不到。 日军见他不吭声，又骂了几句，才挪开了脚。阿明赶紧缩回手，手背已经青了一大块。他忍着疼，把散落的南瓜捡回筐里，那半副草药还藏在最底下，没被发现。 日军挥了挥手，示意他赶紧滚，阿明挑起扁担，脚步踉跄地往集市里面走。他不敢回头，怕一回头，日军又会找他的麻烦。扁担晃得厉害，筐里的南瓜互相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他走到阿伯的咸鱼摊旁边，阿伯偷偷塞给他一个干硬的饭团，低声说：“赶紧卖完赶紧走，今天岗哨查得严。”阿明接过饭团，喉咙发紧，说不出话。他知道，阿伯的日子也不好过，家里还有三个孙子要养。 他找了个偏僻的角落放下担子，蹲在地上，看着来往的人。集市上的人很少，大多是面黄肌瘦的百姓，手里攥着零星的钱，想买点粮食，却又舍不得。日军的巡逻队时不时地走过，皮鞋声踩在石板路上，让人心里发慌。 阿明守了大半天，才卖出两个小南瓜，换来的钱，勉强够抓半副草药。他收拾好担子，准备回家，路过村口的大榕树时，看见几个穿着粗布衣裳的后生，正蹲在树下说话。他认得他们，是村里的年轻人，前些天偷偷进山参加了游击队。其中一个后生看见他，朝他使了个眼色，他会意地点点头。 等巡逻的日军走远，后生凑过来，低声说：“阿明叔，下次要是有余粮，帮我们留一点，山上的兄弟，好几天没吃上蔬菜了。”阿明愣了一下，随即用力点头，他摸了摸筐里剩下的南瓜，说：“明天我挑到后山的破庙，你们去拿。”后生笑了笑，塞给他一个小纸条，说：“这是郎中的方子，治婶子的病管用，我们从镇上的药铺里弄来的。” 阿明捏着纸条，心里一阵滚烫。他看着后生们消失在树林里的背影，忽然觉得，肩上的担子好像没那么重了。他想起妻子的脸，想起儿子的疤，想起村里被日军毁掉的田地和房屋。 他知道，日本人占不了这里太久，因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住着不肯屈服的中国人。他们或许没有枪，没有炮，但他们有一颗不肯低头的心，有一双不肯停下的手。这双手，能种出南瓜，能缝补衣裳，也能拿起锄头，拿起扁担，和侵略者抗争到底。 战争的苦难压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肩上，却压不垮中国人的脊梁。那些看似平凡的坚守，那些默默的付出，汇聚在一起，就是照亮黑暗的光。正是因为有无数个像阿明这样的百姓，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家园，才让反抗的火种生生不息，才让胜利的曙光，终有一天会照进这片土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