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到死都是军统局副局长，那局长是谁呢？   1938年，军统局成立，蒋介石亲自点将，任命贺耀祖为局长，戴笠只能屈居副局长，不过他这个局长是挂名，副局长才是真正的掌舵人。   贺耀祖虽然官衔高，但军统的实权和钥匙，却始终在戴笠手中，这种独特的权力结构，既是蒋介石的手腕，也是军统内部权力制衡的真实写照。   贺耀祖出身湖南宁乡，军衔高，资历厚，担任过军统局长、侍从室主任、重庆市长等多个要职，可鲜有人知道，他在国民党高层中，早已和中共高层有交情了。   重庆谈判期间，贺耀祖正是重庆市长，他主动请缨，承担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重庆的全部安全保卫工作。   两人住在他安排的住所，警卫、车辆、饮食，全由贺耀祖一手操办，主席能在国统区安然无恙，贺耀祖的保护不可忽视。   蒋介石对此并非毫无察觉，他在日记中多次记下对贺耀祖的疑虑，甚至用“有异心”来形容。贺耀祖也知道，自己的举动随时可能招致猜忌，但他依然选择帮助中共，甚至在最关键的时刻，不惜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抗战期间，刘少奇在白区工作被捕，生死未卜，贺耀祖利用自己在军统和政界的影响力，巧妙斡旋，多方疏通，最终成功将刘少奇营救出狱。   这样的举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异于刀尖上行走，却也展现了他与众不同的胆识与立场。   1942年，苏联援助延安的药品飞机被扣兰州，贺耀祖以侍从室主任的身份，直接电令兰州放行。这批药品及时送到延安，为边区解决了燃眉之急。   贺耀祖没有声张，但中共方面一直记着这份恩情。类似的事情，他在暗处做了不止一次。   军统局内部，戴笠权势如日中天，全局上下五万人，光将军就有二十多位。工资表上，最后一栏“核准人”始终是戴笠的签名。   可即便如此，他始终只是副局长。戴笠自己心里有数，蒋介石是不会让他独大，更不会让他坐上局长的位子。   贺耀祖的“正职虚置、副职实权”身份，让他在国民党高层和中共之间游刃有余。他多次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被捕的红军战士，为革命保存了不少骨干力量。外表上是国民党高官，骨子里却早已倾向人民阵营。   新中国成立后，贺耀祖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他一改过往低调作风，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直到1961年病逝北京，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对于一个曾经的国民党高层来说，这样的荣誉极为罕见，足见新中国对他的认可。   1948年淮海战役前，贺耀祖冒险将国民党“徐蚌会战”兵力配置图，通过裁缝店线轴，转交中共地下党。   这份情报价值巨大，直接影响了战役走向。这样做的风险极高，但贺耀祖仍然选择站在民族大义一边，为解放事业暗中出力。   1949年8月，贺耀祖与龙云、黄绍竑等44位国民党高官在香港联名通电，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投向人民阵营。   这一举动震动海内外，成为国民党溃败前夜的一记重锤。当时，他已辞去所有国民党职务，为起义做足了准备。起义后，他进入新中国政界，发挥余热。   贺耀祖的转变，并非一时冲动。他长期在国民党高层，亲眼见证腐败和黑暗，对中共的理念和作风早有认同。   晚年，他对子女说“要永远跟共产党走”，这句话成为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他的思想转变，是那个时代无数有识之士的内心写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戴笠。戴笠虽然权势极大，但始终未能踏入核心权力圈。蒋介石对他既信任又防备，把他当“恶犬关笼”，用人不疑但绝不让其独大。   戴笠树敌无数，中统、孔陈等高层对其极为忌惮，最终，戴笠1946年坠机身亡，特务帝国随之分崩离析。   军统局的权力结构，是蒋介石制衡术的典型代表。贺耀祖的存在，既是防范戴笠的工具，也是蒋介石对军统的一道保险。 正是这种超越党派的格局，让他在历史转折点做出正确选择，成为人民阵营的重要一员。   新中国成立后，贺耀祖没有像许多国民党旧部那样被边缘化，而是被委以重任。他在交通建设、军政管理等方面继续发光发热，为新中国贡献才智。这种身份的转变，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个人的坚守。 贺耀祖死后，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对于曾经的国民党高层来说，是极高的荣誉。   他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知行合一”，什么是“民族大义”。他的转变，是个人意志与时代浪潮交汇的结晶。   戴笠虽然权势滔天，但最终落得身死名裂的下场，他的特务帝国也土崩瓦解，历史的选择，往往就在一念之间。一个选择光明，一个走向黑暗，两种命运，两个结局。   参考信源： 中共“挚友”贺耀组 湖北文史资料2001-06-30萧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