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朱棣和朱允炆打了起来，明朝其他藩王在做些什么？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当朱棣的燕军攻破南京金川门时，镇守此处的谷王朱橞正站在城楼上。这个四年前从宣府封地仓皇逃回京城的藩王，此刻亲手打开了城门，他的选择，折射出靖难之役中所有非燕系藩王的生存困境。   建文帝削藩的第一刀砍向周王朱橚时，或许没料到会引发连锁恐慌。周王是朱棣同母弟，其子朱有爋年仅十岁便被教唆告发父亲谋反，这种近乎儿戏的指控，让所有藩王意识到：皇帝要的不是纠错，而是彻底清除威胁。   湘王朱柏被废时，带着全家自焚于王宫，冲天火光中，诸王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亲王的绝望，更是自己未来的倒影，代王被软禁大同，齐王被囚南京，岷王流放漳州，不到一年时间五位藩王落马，剩下的二十多个藩王如同待宰的羔羊，只求下一刀别落在自己头上。   北方诸王中，宁王朱权的处境最微妙。他的大宁卫拥兵八万、战车六千，朵颜三卫骑兵更是精锐。建文帝曾想召他进京，却被拒绝，于是削其护卫。朱棣起兵后，立即盯上这位十七弟。建文元年十月，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亲率轻骑奔袭大宁，一面甜言蜜语说“事成中分天下”，一面暗中策反朵颜三卫。   朱权不是没犹豫过，他清楚朱棣的野心，但更害怕成为下一个湘王。当燕军胁迫他南下时，这位擅长鼓琴的藩王最终选择了妥协，与其被建文削藩致死，不如赌一把燕王的承诺。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理，在诸王中普遍存在。   南方的藩王则陷入观望。蜀王朱椿在成都闭门读书，他明白自己的封地远离战场，但若表态支持朝廷，很可能成为燕军下一个目标；楚王朱桢在武昌按兵不动，建文帝曾命他带兵勤王，他却以“蜀道难”为由拖延。这些富庶藩王的算盘很现实：靖难本质是朱家内斗，无论谁赢，藩王的地位都可能不保，不如保存实力，静待时局。   最尴尬的是那些被削藩波及的宗室。齐王朱榑被囚南京期间，曾偷偷给朱棣写信，恳请“靖难成功后恢复王位”；代王朱桂的王妃是徐达之女，借着这层关系，他在大同装疯卖傻，只求躲过一劫。这些曾经的天之骄子，此刻如同惊弓之鸟，建文帝的高压政策，反而把他们推向了朱棣的阵营。   谷王朱橞的反复最具代表性。建文元年，他因宣府邻近北平，怕被朱棣吞并，连夜逃回南京，被建文帝委以守城重任。但四年间，他目睹朝廷先后征调辽王、靖江王的护卫，深知唇亡齿寒。   当燕军兵临城下时，他选择开门投降，与其为建文帝殉葬，不如赌朱棣念及亲情。这种投机心理，在镇守荆州的辽王朱植身上同样明显：他本可从海路支援南京，却借口“防倭寇”滞留，直到朱棣登基后，才慌忙入朝谢罪。   建文帝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分化藩王。当他囚禁齐王、流放岷王时，本可对中立藩王如宁王、谷王许以利益，却反而步步紧逼。朱棣则聪明得多，他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承诺“复诸王旧爵”，甚至对宁王说出“事成平分天下”的空话。这种对比，让多数藩王选择了沉默，毕竟朱棣是他们的兄弟，而建文帝是从未见过血的侄子。   靖难之役中，除了朱棣的燕藩，其他三十多个藩王，真正支持建文帝的不足五指。湘王自焚、周王被废，剩下的或自保、或投机、或观望。这种局面，根源在于朱元璋分封时埋下的隐患：藩王既有兵权，又缺乏中央制约，建文帝的激进削藩，反而让他们意识到“唇亡齿寒”。   当朱棣的骑兵南下时，那些高墙内的藩王，想的不是效忠谁，而是如何在这场朱家内战中活下去，这或许就是封建宗法制度下，最真实的生存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