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新加坡网友表示，日本之所以敢屡屡挑衅中国，丝毫不惧怕中国，并非仅仅是美国的挑唆，而是日本在千百年见就已经把中国的个性摸得透透的，认为中国人太过温和，太过仁慈了。 日本对中国的认知扭曲，源于古代的几次碰撞。元朝时期，忽必烈两次组织大规模远征，动员数万军队和数千艘船只试图征服日本，却两次遭遇台风袭击，导致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日本人将此解读为上天眷顾，从此滋生出对大陆远征力量的轻视，认为中国虽有资源却难越海而来。这种经历让日本早早形成了防御自信，避免了彻底臣服的命运。 明朝建立后，日本倭寇活动频繁。朱元璋加强海防，禁止私人出海，但日本浪人仍旧从九州等地出动，袭击浙江和福建沿海。嘉靖年间，明军在多场战役中获胜，俘获数百倭寇。朝廷处置时，往往只处决少数首领，其余则提供路费遣返回国。这种处理方式在日本流传开来，浪人们视之为中国处置不严的证据，进一步刺激了后续的侵扰行动。日本国内的武士阶层从中得出结论：中国地方广大，财富充裕，但行动总留有余地，不会穷追猛打。 万历朝鲜之役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统一本土后，集结15万大军入侵朝鲜，明朝派李如松率4万援军渡过鸭绿江。明军在平壤夜袭得手，日军小西行长率部仓皇撤退。战事延续至1598年，明朝水师与朝鲜海军联手，在露梁海战中焚毁日舰上百艘。丰臣秀吉在败局中病逝，其使者向明朝求和。明朝仅要求日军撤出朝鲜，未废除贡市，也未追击至日本本土。日本战后总结，认为中国军事虽强，但从不赶尽杀绝，这让其对未来冲突抱有侥幸。 江户时代初期，日本的冒险仍未止步。1628年，日本浪人滨田弥兵卫率众在台湾与荷兰人冲突，明朝福建水师出动将其擒获，押至福州审讯。最终，朝廷没收货物后发放盘缠放归长崎。滨田回国后记录此事，称赞中国处置宽大。此事在日本商人和武士中广为流传，强化了他们对中国资源丰富却不施严惩的判断。这种认知在锁国政策下酝酿，等待明治维新后的爆发。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系统审视中国历史。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元老翻阅明清史籍，分析抗倭和援朝战例，得出中国人注重王道，胜利后常留后路的结论。山县有朋在奏折中强调，这种特性可资利用。陆军士官学校将这些战例编入教材，军官们反复学习，视中国为易于操控的对象。日本购入欧洲火炮后，在军营中操练，士兵们以中国软弱为口号，增强了扩张野心。 甲午战争是这种认知的直接检验。1894年，日本在朝鲜制造事端，清廷多次忍让，直至日军开炮才应战。平壤战役中，日军突破清军防线，一路推进至旅顺口，实施大屠杀，杀害上万军民。威海卫海战后，北洋水师覆灭，丁汝昌自尽，李鸿章赴马关谈判。最终，清廷赔款2.3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和澎湖。日本军部视此为中国人让步的典型，国内庆祝经济腾飞，进一步蔑视中国底线。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基于历史经验判断时机成熟。石原莞尔等军官认为，中国忙于内战，不会全面抵抗。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诬陷中国军队，迅速占领沈阳。东北军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军气焰，他们推进至三省全境，建立伪满洲国。日本视此为速胜证明，忽略了国际谴责的隐患。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香月清司等将领预判中国只会局部抗议，不会拼命。上海战役持续三月，日军付出重大代价才推进至南京。南京陷落后，日军实施大屠杀，杀害30万军民。日本报纸宣称皇军仁慈，军部坚信中国总会求和。这种错觉源于千年宽容的积累，从唐宋遣唐使的开放，到明清的息事宁人，日本视之为软弱象征。 抗日战争进程中，日本的算盘逐渐落空。初期，日本预期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中国军队在淞沪、台儿庄等战役中顽强阻击，消耗日军精锐。1944年豫湘桂战役虽推进大陆交通线，但敌后游击战频发，日本补给线频遭破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多线作战，资源枯竭。中国配合盟军反攻，东北关东军在苏联出兵下迅速溃败。 1945年8月，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苏联对日宣战，日本本土面临灭顶之灾。裕仁天皇广播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签署投降书，中国代表何应钦在南京受降。从倭寇到军阀，日本的赌徒心态彻底崩塌，千年误判酿成覆灭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