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 年，慈禧狼狈逃窜至山西首富乔家，临行时，慈禧让乔家借她 10 万两，乔致庸扑通一声跪倒在地：“30 万都行，但您得留下一样东西。” 乔致庸细说要求，慈禧大笑：“这有何难？“ 1900年夏季，八国联军从天津登陆，迅速推进至北京周边，清军抵抗失败，慈禧太后决定撤离京城。她带领光绪皇帝及随从十余人，乔装平民，沿偏僻道路向西行进。途中补给不足，队伍依赖地方接济，银两消耗用于维持人马和打点官员。进入山西境内后，慈禧获悉祁县乔家财富雄厚，票号业务发达，便安排联络寻求资助。乔家大院作为当地标志性建筑，接待了这一行人，提供临时住所和物资补充。慈禧提出借十万两白银用于后续行程，承诺返京后归还。乔致庸作为家族掌门，同意提供资金，甚至表示可增至三十万两，但要求以一件物品交换。他具体说明只需慈禧亲笔题写四个字“福种琅嬛”，这源自古籍，寓意福泽深厚，可作为门匾使用。慈禧应允，当场书写，乔家据此制作匾额悬挂。银两交付后，慈禧队伍继续西进，这笔交易为乔家带来长期商业优势。 乔致庸的票号体系在清末金融中占有重要位置，大德通等分号处理全国汇兑，依赖信誉维持运作。慈禧逃亡路线从北京经怀来至山西，途中多次更换交通工具，避免暴露行踪。抵达祁县时，乔家安排食宿，慈禧停留数日恢复体力。借银过程涉及账房清点银锭，确保数量准确。乔致庸的选择避免直接求取官职或财物，转而追求象征性认可，这在商人阶层中体现出对权力的谨慎态度。“福种琅嬛”匾额成为乔家标志，增强了其在官商互动中的地位。慈禧的决策反映出她在危机中的实用主义，借用民间资源维持逃亡。 山西晋商在清代通过票号创新金融模式，乔家从中受益匪浅。慈禧西逃事件源于义和团运动的失控，她最初支持该运动以排外，后导致列强干预。乔致庸在交易中展现商业智慧，利用皇家题字提升家族声誉，而非短期利益。银两用途包括支付沿途开销和军费周转。祁县作为晋商重镇，票号密集，便于快速筹措资金。慈禧书写后，乔家工匠迅速制匾，材料选用上等木材，金字镶嵌。这件事在当地流传，凸显商人对乱世的应对策略。 清末社会动荡，商人往往通过与官府合作保全家业。慈禧逃亡中依赖地方富户，暴露了朝廷财政的脆弱。乔致庸的票号网络在借银后进一步扩展，承接更多官银业务。“福种琅嬛”出自道教典籍，原指仙境，后用于比喻福地。乔家大院建筑细节包括多层院落，利于隐私保护。慈禧一行在祁县期间，乔家提供茶叶干粮等补给，确保行程顺利。这笔银两规模在当时相当于巨款，足以支撑一支队伍数月消耗。 慈禧拿到银两后，队伍穿越山西山地，继续向西安推进，途中避开潜在威胁。十月抵达西安，她占据巡抚衙门作为临时基地，下发诏令维持政务。次年与列强谈判，签订《辛丑条约》，联军逐步撤离北京。乔家借助匾额获得朝廷青睐，票号业务扩展，承接军饷汇兑，从山西辐射至陕西甘肃等地。分号数量增至二十余家，还进入苏州杭州市场，在竞争中占据上风。乔致庸晚年监督家族事务，目睹票号繁荣。 乔致庸于1907年逝世，享年八十九岁，其后代继承产业，但清末变革加速，票号业面临冲击。慈禧在1908年病逝，光绪皇帝前一日离世，清王朝走向灭亡。乔家大院作为历史遗存，保存完整，那块匾额至今悬挂，记录了那段官商交织的往事。晋商传统在现代商业中仍有影响，票号模式启发当代金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