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宁夏姑娘耿兰俊，做了国内首例“女变男”的手术，当手术完成后，他心中大喜，可接下来的生活却出乎意料。 2024年春，耿子在北京国贸办公室整理旧文件时，从档案袋里掉出一张泛白的工作证。 塑封边缘已经开裂，照片上的人留着利落寸头，穿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姓名栏印着“耿兰俊”，职务写着“设计助理”，发证日期是1998年，那是他还没做变性手术时，在银川一家制衣厂工作的凭证。 指尖摩挲着工作证上的“耿兰俊”，他忽然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宁夏农村。 那会儿他才十多岁，村里女娃都爱扎麻花辫、穿花布裙，唯独他总偷穿哥哥的灰布褂，跟着男孩们在田埂上跑，爬树掏鸟蛋、下河摸鱼虾，衣服永远沾着泥点。 街坊邻居见了总跟他爹妈念叨：“你家这丫头，咋一点不像是姑娘家？” 他自己也纳闷，为啥看到女厕所会别扭，总觉得自己该跟男孩一样站着方便。 17岁那年，他去县城赶集，在书店角落翻到一本外国杂志，里面有篇讲“变性手术”的报道，说能帮人改成自己认同的性别。 他攥着杂志页角，手指都在抖——原来不是自己“奇怪”，真的有办法活成心里想的样子。 从那以后，他就把那页报道剪下来藏在课本里，每天放学都要看一眼，暗暗攒钱，想着将来一定要做这个手术。 后来他去银川制衣厂当设计助理，就是为了多攒点钱。 那时候他还叫耿兰俊，每天对着女装设计图，却总觉得那些蕾丝、花边跟自己格格不入。 有次老板让他设计一条连衣裙，他对着画纸憋了三天，最后画出来的款式却像男装外套，老板无奈地说：“兰俊啊，你这审美咋跟小伙子似的？” 他没敢说，其实自己心里早就认定，自己该是个男人。 2004年，他攒够了钱，也打听好了厦门中山医院能做变性手术。 跟父母摊牌时，家里炸了锅——爸爸气得摔了碗，说“你这是要让咱家在村里抬不起头”，妈妈坐在一边抹眼泪，劝他“咱找个好人家嫁了，别瞎折腾”。 他没放弃，天天跟父母讲自己的委屈，讲杂志上的案例，最后父母终于松了口，妈妈还帮他整理了手术需要的东西，偷偷塞给他两千块钱：“要是疼得受不了，就回家。” 2005年3月，他揣着钱和父母的牵挂，在厦门中山医院住了下来。 主刀医生修志夫博士跟他详细说手术方案：要分四次做，先处理掉女性生理特征，再塑造男性生理特征，中间还得取自体肋骨辅助，风险不小，恢复起来也疼。 他听完没犹豫，只说：“我不怕疼，就怕一辈子都做不了自己。” 第一次手术做了五个多小时，他醒来时浑身疼得不敢动，汗把病号服都浸透了，同病房的大妈看着他直抹眼泪：“这孩子遭的罪，比女人生孩子还厉害。” 他没喊疼，只是默默忍着，每天按时换药、做康复训练，恢复速度比医生预期的快了一半。 后面三次手术更难，尤其是取肋骨那次，他疼得三天没合眼，却盯着天花板笑——他知道，每多挨一次疼，就离“自己”更近一步。 2006年2月，他终于拿到了新身份证——姓名改成了“耿子”，性别栏印着“男”。 他拿着身份证蹲在派出所门口，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眼泪忍不住掉下来，手里的旧工作证被攥得发皱。 可新生活没那么容易，原制衣厂听说他变了性别，找借口扣了他的年终奖，他没争辩，收拾行李就去了深圳。 面试深圳一家广告公司时，HR盯着他简历上两年的空白期追问，他没隐瞒，坦诚说这两年在做变性手术。 原以为会被拒绝，没想到老板看完他做的地产策划案——里面把周杰伦的歌词揉进了楼盘宣传语，很有新意——当场拍板录用他，还说：“你敢说实话，做事又有想法，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人。” 后来他从深圳做到北京，一步步成了创意总监，旧工作证就一直放在档案袋里。 现在阴雨天的时候，身上手术的刀口还会隐隐作痛，他就会拿出这张工作证看看，想起从耿兰俊到耿子的这些年：有过委屈，有过疼痛，有过不被理解，但更多的是踏实。 终于活成了自己认同的样子，再也不用纠结该穿男装还是女装，该进男厕还是女厕。 像耿子这样的人还有不少，比如曾经叫刘霆的刘婷，早年是男性，后来做了变性手术，之后还投身公益，帮着和她有一样困惑的人解决问题。 他们都曾在性别认知的困境里挣扎，最终靠着勇气选择了自己的人生。 现在有人问耿子后不后悔做这个手术，他总说：“不后悔，就是可惜没早十年做。” 对他来说，能堂堂正正用“耿子”的名字生活，能在办公室里安心改策划案，能让老家的父母逢人就夸“我家小子有出息”，比什么都重要。 毕竟日子是自己过的，活成自己舒服的样子，才是最实在的事。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