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邓稼先在临终前提出想要再去看一眼天安门，可当他乘坐的轿车驶过天安门时，他忽然对一旁的妻子问道：“30年后，国家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轿车里的暖气开得很足，可邓稼先还是裹紧了身上的棉衣。化疗让他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凸起，连抬手摸一摸车窗玻璃的力气都快没了。 妻子许鹿希攥着他的手，指尖能清晰摸到他手腕上突出的骨节，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掉下来——她知道，丈夫一辈子好强，最见不得人在他面前哭。 许鹿希强压着哽咽，声音发颤：“会的，肯定会的。你为国家做的事，没人能忘。” 邓稼先没说话，只是转头望着窗外，天安门城楼的轮廓慢慢向后退去，他的眼神里没了平时搞科研时的坚定，多了点像孩子似的不确定。 没人知道，这个问“会不会被记得”的人，曾把自己的名字藏了28年。1958年夏天，组织找邓稼先谈话，让他负责原子弹研制工作，还特意叮嘱“这是绝密任务，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家人”。 那天他回家，看着妻子在厨房做饭，孩子围着他要抱抱，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只跟许鹿希说：“我要去做一件对国家很重要的事，可能很多年不能回家，也不能给你写信。” 许鹿希没多问，只说了句“你放心去，家里有我”。从那天起，邓稼先就“消失”了，连父亲去世，他都因为任务紧急没能回去送最后一程。 在戈壁滩的那些年，他住的是土坯房，喝的是带着泥沙的水，白天顶着四十多度的高温画图纸，晚上在煤油灯底下算数据。 有次计算出现误差，整个团队熬了三天三夜，邓稼先带头趴在桌子上翻公式、查资料，实在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最后终于找出了问题所在。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一刻，戈壁滩上腾起蘑菇云，邓稼先看着那团火光，突然蹲在地上哭了——不是因为成功的喜悦，是想起这几年没日没夜的熬，想起家里的妻子和孩子，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 可他没敢多停留。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他又马不停蹄投入到氢弹研制中。 1979年，一次氢弹空投试验出了意外，核弹没有爆炸就掉在了地上。邓稼先不顾所有人阻拦，亲自跑去现场检查——他知道核辐射有多厉害，可他更怕数据出问题，怕影响后续的研究。 就是那次，过量的辐射悄悄侵蚀了他的身体，为后来的癌症埋下了隐患。从现场回来后，他没跟任何人说身体不舒服，只是偷偷把沾了辐射尘的衣服烧了，继续泡在实验室里。 后来他的身体越来越差，经常咳得喘不过气，有时候开会开到一半就得停下来歇着。组织上强制让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出来是直肠癌晚期。 住院期间，他躺在病床上还惦记着科研，让同事把最新的资料拿给他看，哪怕手都抖得握不住笔，也要在纸上划几笔修改意见。 许鹿希每天守在病床前，给他读报纸上的新闻，读国家科技发展的消息，他听着听着就会笑，说“真好，咱们国家越来越强了”。 他不是不怕被遗忘，只是这一辈子，他把心思都放在了“让国家变强”上。刚去戈壁滩的时候，有年轻同事问他“咱们这么苦，值得吗”，他说“值得。咱们多吃点苦，后辈就能少受点欺负。 等国家强大了，没人敢再随便欺负咱们中国人”。他从没想过要名要利，连组织上给他发的奖金，他都悄悄捐给了科研团队，说“钱要花在刀刃上，研究需要钱”。 2016年，距离邓稼先去世正好30年。这一年，中小学课本里加了他的故事，孩子们捧着书读“两弹元勋邓稼先”；国家设立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纪念碑上，他的名字刻在最显眼的位置； 还有人专程去戈壁滩，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放上一束花。那些他当年守护的“强大”，真的实现了——中国有了自己的空间站，有了自主研发的核潜艇，再也没人敢随便轻视。 其实邓稼先不用问“会不会被记得”。真正为国家拼过命、为民族谋过福的人，从来不会被时间忘记。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会天天出现在热搜上，却会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会跟着国家的发展一直传承下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