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广斌出生在四川忠县一个书香家庭，早年接受教育时就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39年他在成都一所中学求学，那时候学校里有位老师讲课总带点社会现实分析，让他开始思考国民党统治下的各种问题。他常去老师办公室讨论，慢慢接受了革命观点。1944年他独自跑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附中，继续学业的同时参与学生活动。那里学生运动活跃，他加入了反内战游行队伍，亲身感受到青年对时局的不满。1945年他成为中共外围组织成员，积极组织罢课和集会，分发传单，推动更多学生觉醒。1946年他跟着老师转到成都，继续地下工作。

1947年罗广斌回到重庆，在西南学院读书，担任学生组织负责人。他加入另一个外围团体，负责印刷地下刊物，领导学校里的活动。白天他上课，晚上钻进隐秘地方操作油印机，印出反国民党的小报，分发给学生和市民。那年重庆发生大逮捕，他不顾危险组织后援，奔走各界施压，最终迫使当局释放了一些被抓师生。1948年3月1日，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工作关系属于重庆地下党组织。他被派去秀山中学教书，作为掩护，继续开展学运。重庆地下党遭受叛变打击后，他撤回成都，暂时在家隐藏，试图通过家庭关系做统战工作。

1948年9月10日，罗广斌在成都家中遭到逮捕。叛徒供出他的身份，导致国民党特务上门抓人。逮捕前，特务头子徐远举考虑到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手握重兵，便先去征求罗广文意见。罗广文得知弟弟涉共后，同意逮捕，认为这样能让弟弟接受教训转变立场。徐远举派人执行逮捕，罗广斌被押到成都稽查处关押。那里他最初得到单独牢房和较好伙食，没有立即上刑具，因为特务顾忌得罪罗广文。其他被捕党员起初怀疑他与敌人有交易，保持距离。他明白这是敌人故意制造隔阂的手段，坚持不透露任何组织信息。

几天后，罗广斌父亲被带到看守所劝说，他拒绝写悔过书，声明不靠家庭关系出狱。亲情劝说无效，特务改用其他方式诱降，他砸掉递来的纸笔，继续对抗。消息传回罗广文那里，他与徐远举吃饭时讨论此事，坚持按规矩办，但叮嘱别伤弟弟性命。徐远举权衡后，不敢轻易动刑，也无法释放，便将罗广斌转押到重庆渣滓洞监狱。那牢房挤满人，他刚进去时没人搭理。后来江竹筠在放风时确认他的可靠性，大家才逐渐接纳。他参与狱中秘密讨论，交换被捕前后的经验。

渣滓洞日子艰苦，罗广斌很快面对严刑审讯。徐远举亲自上阵，用老虎凳和辣椒水逼供。他多次痛昏过去，醒来仍不松口。审讯后拖回牢房，难友帮他处理伤口，先前怀疑他的人也道歉。他表示与大家共患难是光荣。1949年解放军推进迅速，监狱特务慌乱起来。罗广斌和难友察觉敌人可能大开杀戒，开始秘密筹划应对。他们传递消息，讨论出狱后向党组织报告的要点。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消息传进牢内，大家用草纸和红布做成简易国旗庆祝。

11月27日，大屠杀从下午开始，枪声不断。罗广斌听到隔壁牢房同志倒下。他被关在白公馆，与一些人挤在一起。看守杨钦典脸色苍白，罗广斌隔栏劝说他出身穷苦，别为国民党陪葬，出去后新政府会宽待。杨钦典犹豫后打开牢门，一些人冲出借夜色逃往山上。重庆解放后，罗广斌找到党组织，交出狱中笔记，记录同志事迹和敌人暴行。他没详细说明脱险过程，只强调保存这些经历的重要性。

罗广斌继续工作，参与烈士资料收集。1950年他和别人合编书籍，揭露国民党监狱罪行。作为幸存者，他肩负起宣传任务，作报告讲述狱中斗争。狱中同志的讨论让他意识到总结教训的必要，他整理成报告，上交党组织。其中包括针对党内问题的八条意见，如防止领导腐化、加强教育锻炼、注意路线问题等。这些意见源于血的代价，成为后来党内参考。

罗广斌投身写作，将狱中故事转化为文学作品。他与杨益言合作，1959年出版报告文学，讲述烈士事迹。1961年他们完成长篇小说，署名两人，出版后影响广泛。小说基于真实事件，塑造了革命者形象，激励许多青年。罗广斌在重庆文联任职，继续修改作品，参与传统教育活动。他反复誊抄笔记，确保准确流传。这些努力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避免类似错误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