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个地主偷偷放走了地下党员，但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准备找他算账，地主却说：“敢抓我试试，你们知道我弟弟是谁吗？”
1947 年深秋的扬州月塘乡，郭良知刚要推开自家大门，街角突然传来一阵吵嚷。
抬头一看，十几个端着枪的国民党还乡团士兵，正推搡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 —— 那人是朱玉和，常来他家后院开秘密会议的教书先生。
郭良知的手心瞬间冒出了冷汗。三个月前，朱玉和第一次敲响郭家后门时，他就觉得这个带苏北口音的年轻人不一般。当时朱玉和抱着一摞旧书，说想在村里办夜校。郭良知看着他眼里的坚定，没多想就打开了粮仓：“夜里冷，让孩子们带些烤红薯去。” 从那天起，郭家的地窖就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
就在这时，赵元和的枪声打破了午后的平静。郭良知眼睁睁看着朱玉和被踹倒在地，后脑勺磕在青石板上。
他强压着怒火迎上去，问道：“赵大队长这是要去哪儿？抓个共党也犯不着动枪吧？”
赵元和斜着眼睛看他：“郭大善人，这共党在你地盘上活动，你会不知道？” 说着突然揪住朱玉和的头发，“说！你们的接头地点在哪儿？”
朱玉和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有种你就开枪！”
郭良知心里飞快地盘算着。他注意到赵元和腰间的驳壳枪还挂着红绸，那是上个月在县党部领赏时系上的。“赵大队长，”
他立刻换上讨好的笑容，“您看这太阳多毒，不如到我家喝口茶？我家新收的碧螺春，是托人从苏州带来的。”
赵元和犹豫了。他知道郭良知的弟弟郭良德是县参议员，侄子郭振邦是乡长。虽说还乡团名义上归县政府管，可真要得罪了这层关系，怕是没好果子吃。
想到这，他说道：“那就叨扰了。把共党押进去！”
郭家的木门关上后，郭良知看见朱玉和被推进了东厢房。他转身对赵元和说：“大队长稍坐，我去安排酒菜。” 穿过回廊时，他故意踢翻了廊柱下的青花瓷瓶 —— 这是给地窖里的交通员发的信号。
酒菜很快摆上了桌，郭良知特意开了一坛放了二十年的女儿红。赵元和眼睛一亮：“郭先生果然大方！”
喝到第三轮时，赵元和的舌头开始打卷：“不瞒你说，这次要不是上头催得紧……”
郭良知赶紧往他碗里夹了块东坡肉：“大队长忙得很，多吃点补补。”
与此同时，郭良知的管家老周已经悄悄摸进了东厢房。看守的两个士兵正趴在桌上打瞌睡，他们喝的酒里，是郭良知特意掺的蒙汗药。老周用匕首挑断朱玉和的绳索，塞给他一件家丁的灰布衫：“从后门出去，顺着水渠往北走。”
等赵元和发现朱玉和不见了，酒劲还没完全过去。他抓起枪指着郭良知：“人呢？！”
郭良知不慌不忙地擦着眼镜：“赵大队长，您的人守在门口，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地主，能把人藏哪儿去？”
赵元和的枪口在郭良知鼻尖前晃了晃，最终还是放了下来。他心里清楚，郭良德和县长是拜把子兄弟，郭振邦又管着全乡的壮丁名额。真闹起来，自己这个还乡团大队长的位子恐怕都保不住。
于是，赵元和压低声音，问：“郭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弟弟在县里的位子，还想坐安稳吗？”
郭良知突然冷笑一声：“赵大队长，您知道我侄子上个月给县党部捐了多少粮食吗？” 他凑近赵元和耳边，“三百担。足够让某些人在党国面前说上几句话。”
赵元和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他想起上个月县党部秘书长在宴会上，对着郭良德连声夸赞：“郭参议员真是党国栋梁啊！” 再看看郭良知那胸有成竹的样子，才明白自己惹上了不能惹的人。
“算你狠！” 赵元和摔门而去，郭良知听见他对部下骂道：“倒霉，碰到个硬茬子！”
1949 年扬州解放后，郭良知的日子并没有变好。工作组进驻月塘乡时，有人举报他 “勾结还乡团”。
批斗会上，他看着台下那些曾经受过他恩惠的乡亲，突然想起朱玉和说过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工作组组长拍着桌子质问：“郭良知，你弟弟是不是国民党县议员？”
他刚要开口，人群里突然挤出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 —— 是朱玉和，现在已经是扬州地委的干部了。
他举起一份泛黄的文件说道：“我可以作证，郭良知同志在抗战期间多次为我党提供情报。这是 1947 年他协助转移地下党员的记录。”
台下顿时乱了起来。王寡妇拄着拐杖站起来：“郭先生当年打开粮仓，救了我们全家的命！”
李木匠也跟着说：“他还给村里修了三座桥呢！”
工作组的人面面相觑，最后宣布郭良知 “历史清楚，应予平反”。
1952 年，郭良知把家里的土地全都捐给了合作社。在土地证上按下红手印的时候，朱玉和正好来乡里调研。
郭良知望着远处金黄的稻田，想起 1947 年那个惊险的午后：“我只是不想让子孙后代再当亡国奴。”
1983 年，郭良知医院去世了。临终前，他把一本珍藏多年的《毛泽东选集》交给儿子：“这是朱叔叔当年送我的，你要好好保存。”
书里夹着一张褪色的照片，是 1950 年他和朱玉和在扬州瘦西湖的合影，背面写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