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徐悲鸿猝然离世。几年后，他的妻子廖静文改嫁还生了一个儿子，可是对外她选择隐瞒，一直自称为：“我是徐悲鸿遗孀！”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1953年，徐悲鸿在北京突发脑溢血去世，消息传出时，廖静文的人生彻底断裂成两个部分，前半段是围绕一个人展开的光亮轨迹，后半段则是带着沉重记忆的独行之路。 葬礼办得匆忙，人很多但她什么都没听进去，她坐在灵前，脑子一片空白，那是她第三十个年头，丈夫五十八岁，两个孩子尚小。 亲戚劝她回娘家静养几日，她没有回应，只是一个人坐在书房地板上，一整夜没动，次日清晨她将书房的每一幅画收起，将墨盒、毛笔、小石砚一一擦拭归位，像在完成丈夫未竟的工作。 很多人都知道他们感情深厚，却不知道这段婚姻当年是如何取得的，十年前的桂林，廖静文只是个在大学念化学的女学生，家庭背景普通，母亲体弱，父亲在外地教书。 为了贴补生活，她到中央美术学院筹备处打工，负责图书馆资料管理，她聪明，做事利落，几位教授都很喜欢她。 徐悲鸿到桂林讲学时经常来阅览室找资料，廖静文第一次见到他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只觉得他话不多，总在安静地翻书。 随着时间推移，两人接触变多，廖静文开始协助徐悲鸿整理讲义、校对画册，他欣赏她做事细致不拖沓，廖静文则对他那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产生敬意。 可廖静文不知道的是，那年徐悲鸿正在经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他与前妻多年的婚姻名存实亡，官司缠身，财产纠纷不断，而他所珍视的一幅古画也在那年被盗。 廖静文从未问过他过去的事，只是在日常琐碎中默默陪伴，有一天徐悲鸿重病，廖静文连夜请医生守了一整夜，也许就是那时起，徐悲鸿便认定了她。 徐悲鸿向廖静文求婚时并没有多少仪式感，只是郑重地告诉她，自己会处理好过去的一切，给她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那时廖静文二十一岁，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决定跟随他北上。 为了解决前妻的问题，徐悲鸿将大部分积蓄用作和解，甚至变卖了部分私人藏品，他原本有机会留在国外任教却也放弃了，只为结束一段关系，开始另一段生活。 婚后生活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般优越，他们的住处简陋，房子冬冷夏热，画室漏水，收入也不稳定，徐悲鸿为了还债接了大量工作，经常画到深夜。 廖静文一边照顾孩子，一边为他研墨、调色、收画、写信、整理档案，几乎承担了整个后勤系统，她没有怨言，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廖静文在家中自学文学、史学、艺术史，把整理画册与记录创作背景变成了日常，她知道他的画不仅要留下，还要有人去讲述它们。 但徐悲鸿的去世让这一切陷入停顿，孩子年幼，经济困窘，许多曾经合作过的朋友逐渐疏远，有人劝廖静文变卖几幅画度日，但她拒绝，她不想让这些东西流落民间，她觉得这是他留给国家的东西，不是私产。 经过几个月的挣扎，她决定将全部画作、藏书、器具无偿捐出，申请设立纪念馆，她一个人整理清点、编目造册，白天写，晚上改。 她向有关部门跑手续，提交申请书，自己写陈列说明，整理出完整的时间轴，没人帮她，她就一个人做到底，纪念馆成立后，她成为第一任馆长，带着有限的团队巡展讲解。 四年后，廖静文最终还是没能承担生活上的压力并选择了再婚，这段决定没有征求太多人意见，她也没做过多准备，那位男人是通过朋友介绍的，对她体贴，愿意帮她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 可这段婚姻很快暴露出问题，丈夫很快意识到廖静文与徐悲鸿的关系并未结束，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延续，家中墙上仍挂着徐悲鸿的画，她每天仍要去馆里，晚上回家还在整理手稿。 她在饭桌上谈论的仍是“先生”，而不是“丈夫”，他感到自己被忽视，被替代，最终提出分居，不久后正式离婚。 第二段婚姻失败后，廖静文没有解释任何原因，也不再接受任何人介入私人生活，她从户口上注销了对方信息，不在公开场合提起那个名字，连家中的物品都恢复到婚前状态。 廖静文把精力全部投入纪念馆管理、文献出版和画作保护中，这些年里，她陪伴过无数场展览，走过多个国家，用流利的外语介绍徐悲鸿的艺术。 她不是专业艺术家，但她的讲解常被国外学者引用，廖静文看过无数伪作，一眼就能辨别真伪，因为她知道那种墨色是自己亲手磨出来的。 晚年，廖静文仍每天出现在馆里，走得慢，但记得每一件展品的来历，她拒绝采访，也很少接受荣誉奖项，她说她没做什么，只是把应该做的事做完了而已。
